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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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熊人》里，甚至有他被熊吃掉时的声音片段。而在片尾，赫尔佐格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崔德威尔拍过的每头熊的脸上，我没看到任何对亲密关系的认同，没看到任何理解，没看到任何怜悯。我只看到了自然界中压倒一切的冷酷。那里没有一个所谓的灰熊的神秘世界。这些空洞的凝视仅仅代表了它对猎物的兴趣。但是对于崔德威尔来说，这些熊就是朋友，是救星。”他了解熊么？不了解。他至多了解泰迪熊。这个长期被酗酒和抑郁症困扰的人，只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美好想象赋予那个灰熊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善意的、温和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人和动物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某种跨越物种的亲密关系。他在城市里、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得不到的一切，似乎在那里都能得到补偿与救赎。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界压倒一切的照旧是冷酷，熊，并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狼也不是大灰狼，星座也不过源自我们在星球之间强行拉上的连线。几年前的一系列灾难，也让我们若有所悟：山不是我们的壮丽山川，雪也不是我们加上了美好后缀的雪花，一切含情脉脉的修饰，都属于人类的强加。人对自然，一面冷酷无情，一面又有“钟情妄想症”。患有这种精神病的人常常以为，某个人是为他笑的，是为他回首的，是为他写博客的；而我们也常常以为，鸟是在歌唱，海豚是在舞蹈，狼是一个孤独的王子，加上了拟人的手法，一切都显得柔和和易于理解了。直到撞上南墙。
我们既不了解熊，也不了解自然，更不了解头顶的星球。甚至，也不了解让我们泪水涟涟的那个人、那个偶像、那个体制、那种所谓信仰。我们只是将熊拟人化为泰迪熊，再去理解，给体制赋予善良的光环，硬去设身处地，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我们习惯了向自己并不了解的一切人和事示好，全然不顾那些“压倒一切的冷酷”。
而真实的世界，就此被掩盖在这种感伤主义的帘幕之后。
你竟惋惜一篮樱桃
前几年上映的《007：量子危机》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詹姆斯·邦德追着一位特工，进了一幢古老的大楼，在旋转楼梯上，撞到了一位正用吊篮运送樱桃的老太太。老太太因此失手，樱桃砰然坠地，并且摔得稀烂。这戴着大眼镜，看起来有点像老巫婆的老太太，又无奈、又痛惜地说：“又掉下去了！”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影院里于是稀稀拉拉地起了笑声。我几乎可以断定，编导安排这一幕，就是为搞笑的，就是为显示他的张弛有度的。是啊，和身手矫健、健壮性感的詹姆斯·邦德相比，她是多么可笑啊。不论她的相貌，还是她的装束，或者她所面临的窘境和她的这种惋惜，都是多么可笑啊。邦德是去拯救世界的，是去解决阴险的大财阀制造的水源危机的，与之相比，那一篮子樱桃真是不足惜，那老太太的惋惜真是滑稽。
想起许多类似的场景。成龙扮演的大英雄，往往要驾驶汽车冲进蔬菜市场，水果摊子被撞得稀巴烂，鸡蛋扣在了小贩们的头上，全身披满了彩条的小人物，望着远去的汽车，气得跳脚大骂。每有这种场景出现，影院里铁定会泛起笑声。最近的《保持通话》里也有，为了追踪坏人，古天乐两次开走了一个小职员的车，而被开走车的小职员，站在马路中间，真是又滑稽又可笑，不仅因为他古怪的装束、相貌和夸张的表情、声调，更因为我们是站在古天乐这边的。要知道，古天乐可正在去救人和破坏黑帮阴谋的路上啊！和这样的动机相比，什么样的损失都显得微不足道，什么人的计较都显得滑稽好笑，即便那个小职员是由金城武扮演，也不能改变这种滑稽。
摩根·弗里曼说：“没有伟大的人，只有伟大的动机。”伟大的动机，是PS、是刷新、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有了伟大的动机罩着，最丑陋的人和事也显得伟岸和美丽了，一切都得为这种伟岸和美丽让步。在伟大动机促成的行为对照下，任何人对自己得失的计较、留恋、观照、徘徊、犹豫、惋惜，都显得滑稽可笑，都显得不识时务。即便那是金城武，或者林青霞，当他们气急败坏地望着自己的车被大英雄开走的时候，他们的美丽也会荡然无存。只要不是轮到自己头上，我们很愿意顺理成章地站到拥有伟大动机的那一边，去嘲笑别人的惋惜和计较。
所以，人总得设法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动机，光明的、嘹亮的、伟大的，充当第三者的男人女人，往往悲壮地告诉自己和旁边的观众：“我是为了真感情。”毁灭别人的家园和生活的人，往往会慈祥地绘制一张美丽的蓝图——即便根子上为的还是私利。有神圣真感情和未来蓝图罩着，再猥琐的侵害顿时也有了雅典娜圣战的光芒；再脑满肠肥的地头蛇也能变身为英俊的圣斗士星矢。在它们的映照下，所有的惋惜都不值一提，连嘲笑都显得过于慎重。而我，到底还是惋惜那篮子樱桃、那辆车，比起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动机，樱桃的滋味、风从车窗外吹进来时的感受，似乎还更真实。
那双俯瞰的眼睛
奥运会开幕式，通常有一种“神的视角”，一切声光火电，一切队形变换，一切声音的回响，似乎都是为假想中，某个俯瞰的眼睛所设。那是一次盛大的声色的献祭，是一次向着苍穹的呼唤，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并不例外。
那电光明灭中的击缶而歌，那山水长卷上黑色的身影，那起起伏伏的活字，那飞翔在丝路之上的天外飞仙，那绿意盎然的潮与波，那微型星球上的歌唱，那以足迹的形象出现的焰火，都仿佛是为着某个俯瞰的眼睛而陈列。仿佛有双眼睛，慈悲而喜悦地望下来，仿佛有个意念在一边静默地解说：这是我们遵从你的安排，在人类历史的早晨所发现的；这是我们依照你的暗示，在人类的正午所创造的。一个足迹在这一切璀璨之中奔逐过去，带点调皮，带点庄严，瞬间就消失不见。
“神的视角”大概是一切仪式和庆典的出发点，也是潜藏着的观看要素。“俯瞰”是真正的观看角度，“俯瞰者”才是真正的VIP。我们虽是身在其中的观看者，我们却又并非真正的观众。我们不过是借光，是托福，是同喜，所有极尽铺张的电与火，热情与喜悦，都只为惊起某个冥冥中的力量，引他俯首下望，哪怕只有片刻。
秘鲁纳斯卡谷地的巨画，英国阿姆斯伯里的巨石阵，复活节岛上的石像，玛雅人的金字塔，所有精心规划、整齐对称的城邦，甚至麦田怪圈，或许都是为“俯瞰”而做。尚没有能力从空中看下来的古人，艰苦地使那些直线笔直，圆形对称，让石块尽可能地巨大，大概也只为服从某个神秘的呼唤，显示自己的存在，使那俯瞰的眼睛愉悦。
从天上望下来，所看到的一切，大概都是不一样的吧。法国作家圣·爱克苏贝里在他驾驶飞机开辟航线的同时所写的作品中，无数次描绘过他从夜空俯瞰到的“灯火”：“他们望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在茫茫夜海上，每颗火光都显示了一个心灵的奇迹。……必须努力重新汇合，必须争取和田野里那些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现在，他如同一个守夜人，在夜半发现黑夜也能揭示人类的秘密：这些召唤，这些灯火，这种不安。……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就是照亮了他们自己简陋的桌子，殊不知在离他们八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人已被这灯光的召唤所感动，就好像他们是从一座荒岛上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着这盏灯一样。”
我们以为是最平常不过的灯火，从天上看下来，竟也像个奇迹。而这都只因为“俯瞰”，“俯瞰”令最平常的也成为奇迹，令最朴素的也蕴藏秘密。而我们的所有仪式、典礼，都像是在对着天空摇晃着自己的灯盏吧，有点期待，有点欣喜，都是为着和某个力量取得联系，是奇迹中的奇迹，秘密中的秘密。而借着神的视角审看自己，不论是通过仪式，还是通过google earth，都令人心胸猛猛地荡了一荡。
一级一级走进有光的所在
那项已经被人遗忘的脑白质切除术，在某段时间里，几乎是老幼皆知的，《E。T》中，七八岁的小朋友害怕在他家避难的外星人被逮去做实验时，就担心地问：“他们会不会给他做脑白质切除术？”
是早期精神外科手术的一种，于1935年由葡萄牙精神病学家Moniz和神经外科医师Lima合作发明，全称是“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手术”。这项手术开创了精神外科学，并被命名为Moniz…Lima手术。它能让病人减少冲动性攻击行为，变得温顺，但患者从此就成了另一个人，不但记忆力、智能下降，而且会出现人格缺陷。Moniz在1949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几年后，这项手术即被废止。
但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脂粉金刚》（A Fine Madness）中的主人公就恰好落在这段时间里，没能躲过。作为一个癫狂的诗人，他被施行了这项手术算作治疗。由美国作家肯·克西小说改编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主人公迈克·墨菲也没躲过，他为躲避苦工，伪装精神失常进入精神病院。最后，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的他，被切除脑白质，成了行尸走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弗兰西斯·法默，也没有躲过这项手术，传记片《弗兰西斯》的悲剧性高潮，就是弗兰西斯·法默被强行切除脑白质。
而在此之前，这个天才女子，因一篇获奖作文成为小名人，并在1936年到了好莱坞，成了明星。她在六年时间里演了十四部电影，但她性格暴躁，热衷于用激进的方式反抗周围浮华的环境，与同事反目，在片场冲着老板大吼大叫，终于被她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并被切除脑白质。多年后她重返社会，已是一个目光涣散、神情呆滞的中年妇女。
即便是“贵族”患者们，也不能幸免。艾里克斯·宾恩的《雅致的精神病院——美国一流精神病院里的死与生》一书中，那家贵族精神病院的治疗方法里，电疗、水疗、休克、放血、额叶切除赫然并列。
终于废止了，终于因为患者接受手术后出现的严重并发症，这项手术不再被当做是施加给混沌世界里的患者的天大好事。人对世界的认识，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走弯路，总还是前进着。真理永远只是当时当地人们所认为的真理，等待着在将来被修正。所以《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说：“不管我们的照明灯烛把光线投射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挡着黑暗。我们的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深渊黑洞……”“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我们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个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
稍微有点后怕——我曾为自己的遭遇咆哮过呢，幸亏，是在这手术被废止的年月。人类的时代，像是爱因斯坦捏的橡皮泥小板凳，总有更丑更恶的时候。好在总能一点一点前进，一点一点，扩大光明的范围，一级一级，向着明亮那方，走进有光的所在。
《飞越疯人院》一九七五年
《爱的渴望》二零零二年
等待链霉素
在与肖邦有关的两部电影《一曲难忘》和《爱的渴望》里，我都没看到我想要看见的东西。
除了几声较为激烈的咳嗽，我没看到那个占据他生命最重要位置的幽灵——肺结核的存在。我只看到他如何心系祖国，如何与乔治·桑纠葛。但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真正与他灵肉合一的，不是理想与爱情，而是疾病。
他所生存的十九世纪，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期。1827年，肖邦十七岁，他最小的妹妹爱米莉亚死于肺结核。1839年2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他因肺结核去世。他早料到了这结果：“我离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灵魂是平静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顺从。”他没等到他的祖国波兰的强盛，更没有等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没有等到链霉素、甚至在最热切的狂想中也没奢望过链霉素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卢吉·波凯利尼、卡尔·马里亚·封·韦伯、帕格尼尼、格里格，还有斯特拉文斯基，都死于肺结核。如果把这张名单再扩大到文学和美术的领域里，还得加上雪莱、拜伦、济慈、契诃夫、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蒙克。因为他们，肺结核一度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职业病，因为他们，人类在还不知道它是传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