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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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一下飞机，马上被汽车载往位于机场一侧孤零零的一幢建筑物，那是机场的机械仓库，其中一间没有窗子的空房子成为傅索安的临时牢房。牢房里有一股浓烈的机油气味，靠里侧墙边放着一张临时支起的行军床，傅索安可以坐或睡在上面。外侧靠门口放着两把椅子，那是两个押解特工的位置。他们奉命寸步不离守着傅索安，连傅索安上厕所也必须跟着。这使傅索安很是难堪，但她无可奈何。
那两个年轻士兵下飞机后就不知去向了，仓库外面安排了一个岗哨，由机场卫兵担任警戒，两小时一次换岗。
傅索安在临时牢房待下后，机场派一辆汽车送来了午餐。一共是三份，每份装在一个托盘里，有面包、熏肉、香肠和一种又酸又成的叫不出名称的蔬菜。两个特工和傅索安吃一样的食物。吃完后，每人还有两个苹果。
晚餐也是这样，但内容变了，也是荤素搭配，还有一道甜点心。
这天晚上，傅索安在行军床上睡了一会儿。那两个特工，仍守在他们的岗位上，也不知他们打盹没有。
次日上午，傅索安被押上另一架飞往鄂木斯克的军用运输机，于下午2时飞抵鄂木斯克。下飞机后，立刻上了另一架螺旋桨小飞机，升空直飞莫斯科。
10
如何处置傅索安，令安德罗波夫
损失了若于脑细胞。
克格勃总部组织对中国叛逃红卫兵傅索安的讯问，在傅索安抵达莫斯科的几小时后就开始了。傅索安当时根本不清楚自己已经被押送苏联首都莫斯科，只知道自己到了一个离中苏边境大概很远的地方。从飞机上下来后，她随即被等候在机场的克格勃总部的四名便衣特工押上一辆轿车，驶往距机场很远的一座建筑物。
后来知道，这是克格勃设在莫斯科西郊的专门临时拘押被捕的外国人的一个看守所，该看守所对外称“特殊软金属研究所”。
傅索安被关押在“特殊软金属研究所”的一间地下室里，里面装着用金属丝网罩住的电灯，通宵不熄。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室内一侧有一角装有冷、热水龙头，专供漱洗、淋浴及用厕。每隔一小时，警卫会开五分钟通风设施，以保证地下室内的空气质量不至于过分恶劣。
傅索安已经在飞机上用过晚餐，所以一关进地下室马上上床睡觉。长时间的飞机旅行使她疲惫至极，一倒下就陷入了沉沉大睡。好像是才合了一会儿眼，警卫就在外面用俄语把她吆喝醒了，她刚从床上下到地板上，警卫已经打开铁门进来，给她扣上了手铐，押了就走。这回，傅索安已经胸有成竹，知道一不是枪决，二不是遣返，因为如果要枪毙要遣返，只消在边境那里就地执行，毋须大费周折用飞机载送到这里来行动，她估计多半是审讯。果然，警卫把她押上地面后，直送不远处的一间审讯室。
审讯室里，长长的桌子后面坐着六名克格勃官员，都是男性，有的穿军服，有的穿西装。傅索安进去时，六双蓝眼睛一齐把目光投向她，盯着她足有三分钟。尔后，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军官开胜了，竟说一口标准得令傅索安几乎怀疑听到了乡音的中国普通话：“你，可以坐下。”
“谢谢！”傅索安也说中国话，然后在屋子中央的那张硬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大胡子把傅索安的话翻译成俄语给他的同事听，之后，他把傅索安的每一句话都照译不误，同时还把其他审讯者的俄语译成中国话。
一开始讯问的内容，和刚越境被捕时在边防营的审讯差不多，也是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住址、身份、叛逃原因等等。问完这些后，审讯者让傅索安“尽可能详细地陈述叛逃原因”。于是傅索安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这个组织的建立开始说起，说了“山下派”产生经过，又说了如何准备筹集笔墨纸张筹“战斗武器”，一直到“张厚石事件”、去奇玛村的情况……源源本本，侃侃道来，说完时，外面已是旭日东升。屋角的一架台式双卡录音机“沙沙”地转动着，录下了傅索安所说的每一句话。
傅索安说完后，忽然举起了右手。大胡子不无惊讶地望着她，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傅索安说：“我想上厕所。”
大胡子把话翻译给坐在中间的那个看上去是头目模样的胖子军官，后者点点头，说了一句俄语。大胡子于是召进警卫，用俄语下了一道命令。警卫便把傅索安押了出去，原以为是去厕所，不料却是押回地下室她的囚室让她方便。完事后，重新把傅索安押进审讯室。
在傅索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那些克格勃官员肯定已经对她的口供初步交换过意见。所以，当她重新在原位置坐下接受讯问时，他们对她先前口供中的一些未曾解释清楚的情节、细节一一进行了极为详劲不厌其烦的讯问。这些问题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傅索安回答完后，大胡子说：“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进行审讯。”
傅索安又被押回了囚室，警卫给她送来了一份食物，是两个面包、一块黄油、几片牛肉和一盆由西红柿、洋葱、红肠丝、土豆粒做成的汤。面包很大，傅索安吃完一个就吃不下了，她把另一个藏在床上。但是马上被一直在门外监视她的那个警卫看见了，立刻用俄语吆喝着阻止，傅索安只好交了出去。
吃完食物后，傅索安感到很是疲乏，便倚靠在床头的档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正什么都不知道时，却被警卫喊醒了，原来又要押出去受审了。
傅索安再次接受讯问，克格勃官员要她供出叛逃动机和叛逃经过。傅索安一上来又想老调重弹说什么“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但马上被他们厉声喝斥。大胡子在好几个官员都开过腔后，用中国话对不知所措的傅索安说：“你必须老实说清叛逃动机，这种动机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知道吗？”
傅索安一边点头，一边在后悔：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我既然说了“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为什么不在谈叛逃原因时添油加醋，编造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呢？她意识到面临着的潜在不妙：如果真是“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么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容易受苏联方面的重视。但像现在这样，那纯粹是因为在中国闯了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叛逃以寻生路的。苏联人弄得不好，说不定会把她遣返的。然而，现在已是处于“木已成舟”的地步，她无法更改口供，只有硬着头皮老实招供了叛逃动机。由于她的口供在逻辑上和前面部分合得上拍，所以审讯者倒也未曾追问什么。
傅索安交代完叛逃动机，又说叛逃经过，这就比较容易了，她只消把全部经过情况说一遍就是了。
这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结束后，傅索安回到四室，只觉得头昏脑胀，什么也不想，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后来，在等待处理的那几天里，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官员，曾数次来讯问傅索安，向她调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讯问和前面的那种相比，显得轻松多了。
傅索安在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情报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正在考虑傅索安的命运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下令将傅索安从边境押解莫斯科后，曾在为其他事务去谒见勃列日涅夫时，顺便谈起中国红卫兵叛逃事件。当时，无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想当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国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的红卫兵身份和“不同政见”以及叛逃行为，无疑可以作为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大肆攻击中国的一件武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把傅索安押解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克格勃的有关专家在审讯傅索安后，发现这个叛逃者并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狂热得不得法，弄出祸事来了，在生死攸关之际，迫于无奈而叛逃投苏的。因此，这些专家经过讨论后，在送呈安德罗波夫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将傅索安送往中苏边境，予以遣返。
安德罗波夫最初准备批准这个建议，但因为此事与勃列日涅夫也有关，他就显得慎重些，把专家们的这份报告书放在一边，暂缓处理。安德罗波夫虽然是特务机构头子，但他搞政治的本领远远超过搞特务，稍一考虑，就发现那份报告书所提的建议实际上是一个馊主意——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替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和苏联政府内部面对着三派势力，一派是波德戈尔的，一派是柯西金，还有一派是谢列平。这三人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闹剧中，都有功劳，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马上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的二三年间，总是同这三派力量保持一定距离，引诱他们争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才有所改观，勃列日涅夫的位置有所巩固，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的迹象。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应当时时事事考虑到如何树立勃氏的威信，而不是拆台脚。眼前此事，是勃列日涅夫下令把傅索安押解首都的，如果无功而返，来个遣返回国什么的，就会被那三派势力作为“领导失误”的一条理由。因此，应当留下傅索安，以证明勃列日涅夫和他安德罗波夫本人在这件事上的英明。
安德罗波夫接着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傅索安：送往东欧某个国家去养起来？不，这不稳妥！因为，她在那里肯定要跟外界接触，而一旦被外界知道这个中国姑娘越境后曾紧急押解莫斯科，容易使人对此产生不利于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的联想。所以，决不能让她去东欧或其他国家定居。这样，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长期监禁。
可是第二天安德罗波夫的主意就改变了，他考虑到如把傅索安长期监禁，可能会被外界人知情后引起猜疑，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偷越国境者，处理时根本不可能长期监禁，一长期监禁便说明其中另有隐情，而一旦被外界知晓了这个隐情，那又大大不妙了。
安德罗波夫又考虑把傅索安安排在苏联国内的工厂或集体农庄工作，限制行动，划地囚禁，但却又没有把握绝对保证不被外界知情。
想来想去，安德罗波夫头脑里忽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几经考虑，安德罗波夫决定这么做，便向克格勃人事局下令，让他们对傅索安进行严格审查，判定把她训练成一名忠于苏联、忠于克格勃的特工的可行性。
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是克格勃的组织神经中枢部门。这个部门是克格勃诸多部门中惟一的一个受双重领导的部门，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规定，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在接受克格勃总部领导的同时，还直接受苏共中央组织部控制。人事管理局的职能是负责局内人事调动及吸收新的克格勃成员。每一个成员参加克格勃时，都经人事管理局严格审查，被认为合格后，送往特务训练学校接受专门训练。
人事管理局接到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军官组成的审查小组，对傅索安是否能当克格勃特工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小组调阅了总部及对外谍报局对傅索安的全部讯问笔录，经过分析、研究，决定通过对外谍报局对傅索安所交代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安排傅索安去外地过软禁生活。
傅索安本人当时对这些情况自然是蒙在鼓里，她在莫斯科西郊的那个“特殊软金属研究所”的地下四室内被关了十一天，突然被警卫提了出去。还是在那间审讯室里，一名她没见过面的克格勃军官坐在椅子上等着她。见傅索安进去，那个军官出乎意外地站起来，迎上两步，跟她握手，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中国姑娘，祝贺你，你自由了！”
傅索安被这一幕弄得大为紧张，只觉得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对方所说的“自由”的含义是什么，是“遣返”呢，还是允许在苏联居注工作？那个军官说：“现在，请你跟我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地方。”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军官走到院子里，坐上了一辆老式“奔驰”轿车。军官对司机嘀咕了一句俄语，估计是关照去何处，那司机点点头，把车开出了“特殊软金属研究所”，拐上马路，往莫斯科市内驶去。一路上，奇书网那个军官不时向傅索安介绍经过的地方，直到此时，傅索安才知道自己被押解到莫斯科来了。她想起50年代，当自己还在读小学时，曾经唱过一首歌：假如我是轻灵的小鸟，我要飞得比天高，飞到那北京城，飞到那莫斯科，问一声“毛主席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