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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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化若说，大家注意，现在集合。矿工们都在原地不知怎么动作。郭化若便连讲带纠正地告诉大家怎样集合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等基本动作要领。集合后宣布了干部名单，郭化若回忆说，班长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宣布一个代理队长叫李桂生，是矿上的锅炉工，个子很高，外号李长子。他还反问了一句：“大家同意吗？”全体齐声回答：“同意。”于是，郭化若带工兵队的同志在警卫连食堂吃了饭，令各自回家，次日上午到操场集合，只领李桂生去见了朱德。朱德对郭化若说：“工兵队就编在直属队，暂时由你管。”
26日上午，工兵队一面搞训练，学点集合行军的基本动作，一面购置炊事用具，中午就单独起火了。训练时，班以上干部先练一个小时，再分开训练，这批工人接受能力较快，训练热情也挺高。下午便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且搞到了100担炸药，总部领导很满意。
27日晨，工兵队就随总部出发了，10月3日攻打吉安城时，工兵队在架设云梯、爆炸敌碉堡时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总部下达了工兵队的正式编制，仍编在军团直属队。当天在吉安后河草坪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到会讲了话。正式任命了队长和党代表。红军队伍中正式有了工兵，这个工兵队据说就是现在工程兵第2团第1连的前身。
○九、毛泽东善于把握战争全局，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
郭化若认为，毛泽东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 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1930年10月底，国民党反动报纸上大喊大叫，蒋介石兴兵10万，分8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声称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从此，红军战争进入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运动战阶段。
当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当前战场上看都是敌强我弱。敌军情况是：蒋、冯、阎军阀中原混战刚结束，蒋介石下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陆续拼凑了杂牌军约10万人，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我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处于外线作战地位，实行战略进攻，其指导方针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也叫 “并进长追”。
我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同立三冒险主义进行激烈曲折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在毛泽东亲自设计、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第一次运动战的战役。当时我军的兵力，一、三两个军团加总部直属队只有3万3千余人，把由红22军缩编成的第64师（师长粟裕、政委高自立）计算在内，共约4万人左右，其中红12军第35师负有佯攻诱敌任务，还经常分开行动。部队武器装备极差，有的还使用大刀梭镖。我军同进“剿”的敌人比，兵力、兵器都处于劣势。反“围剿”的仗怎么打，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他提出“诱敌深入”， 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只有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军民才心服口服：毛泽东高人一筹，善于掌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6月间的汀州会议就预见到了新军阀将会大规模向红军进攻，并在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到了10月份，打下吉安后，少数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的指战员仍吵着要最火速去打南昌、九江，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对敌人的进攻麻木不仁。10月17日，总前委抵达峡江，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计、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定。在行动问题上，对是否打九江、南昌争论很激烈，毛泽东提出了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部队向袁水流域推进。
19日晚，毛泽东给湘东特委写了一封信，对时局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觉得需要来一改良主义的政纲，但这改良主义的政权的领导问题，决不是用和平的方法能够解决，最近的将来军阀混战，必有一场残酷的爆发。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定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悲观。
10月20日，一方面军总部由峡江出发，21日到达清江县太平土于，察知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总前委即果断决定总部后撤30里，10月23日移至新余县罗坊。毛泽东到罗坊后，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报纸和情报分析，得知蒋、冯、阎混战暂告结束，敌军开始对我军进攻，其先头部队已到了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情况非常严重。
10月25日，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之战略问题。
罗坊会议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20余人。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粟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于10月26日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夺取吉安的经验教训，对李 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了批评。会议紧接着讨论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有人主张前进到白区打（包括前进到南昌、九江），反对在红区打，反对战略退却。他们不了解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后，又面临敌人首次大“围剿”，应力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巩固，以应付长期战争的需要。他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反复说明了退一步以取得主动权的道理。他要求干部不忘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 的形势，实行战略退却。然而，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在谈到反“围剿”时说：“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会议于10月30日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否定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用正确路线统一了红一方面军的思想和行动。接着的问题是战场选在赣江西岸好，还是东岸好？毛泽东考虑到往后的发展，认为赣江东岸比西岸好。这是井冈山斗争中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结论的延伸和发展，即主要的发展方向不是敌人力量较大的湖南，而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闽浙赣边界发展。从江西一省看，赣江西岸和东岸地区大小虽差不多，但东岸连接福建、浙江边界广大山区，比起西岸回旋余地大得多。
罗坊会议决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有：
一、退到革命根据地内作战；
二、主要战场不放在赣江以西，而放在赣江以东。
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提出的鲜明正确的战略方针，其实质是积极防御初期的战略退却。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由白区退到根据地内，以便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迫使敌军分散、饥饿、疲惫、发生错觉、暴露弱点，造成对我有利的形势，然后我军集中最大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抽空找新参加红军的兴国同志，调查了兴国、永丰区的社会情况，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这不但树立了调查研究这一马列主义的工作作风典范，而且也为尔后的反“围剿” 战略行动做了准备。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在高兴圩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夜间撤出，就是依据这一调查很快分配了部队宿营地，顺利地转到永丰地区整顿的。
由攻打湖南的长沙，到回师东向、攻打江西的吉安，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再由峡江会议冒进思想要求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等白区大城市，到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承认战略退却东渡赣江，向东向南退到赣南红区，在红区内进行战略防御，待机各个歼灭敌军，这又是一个大的转折。这是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转折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中，每一大小转折点，都经过耐心的说服和激烈的争论。这是红军在自己发展史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第一个战略转变的过程，同时它又是抵制立三冒险主义并取得胜利的斗争过程。这一斗争难就难在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时取得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所以同这一“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既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适合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又要遵守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就要求斗争中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要有把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同立三冒险主义作激烈的曲折的斗争过程，充分表现出他的领导斗争的艺术，保证了第一个战略转变走上正确的轨道，保证了后来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敌进我退
罗坊会议后，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罗坊发出行动命令：“诱敌深人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全方面军立即收拢部队，东渡赣江，开向樟树、抚州、乐安、永丰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主要是筹款。”命令中还写着“相机略取樟树、……相机略取抚州”字句，表现出我军战略进攻姿态和能压倒敌人的革命气概。当然这一部署也的确考虑到转到赣江东岸后，如果敌军急随尾追时，我军能发现敌军弱点各个歼灭之。由于这个东渡部署摆出迎战的架势，因而更能迷惑敌人。
命令下达后，全方面军经吉安及其以北地区东渡赣江，总部则在峡江渡江。毛泽东亲自从峡江绕道到吉安城去布置江西地方反“围剿”工作，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包括吉安等城市的撤退工作、在方针、方法、政策等方面，都做了极为详尽周密的指示和部署。当时，红三军团也有一部分人不想东渡赣江，提出“夹江而阵”。即红一军团渡江而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分散活动，以团为单位在 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地区打游击。这种意见显然不利于红军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围剿”。11月4日，红三军团在太平圩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批评了“地方主义”，提出“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要执行罗坊会议决议和 总部命令，“做了决定的东西，不能随便改变”。会后；彭德怀亲自带 一个连侦察渡口，准备船只。11月5日，红三军团也全部渡过赣江。全方面军退到宜黄、新干、永丰一带进行备战筹款工作。
11月2日，鲁涤平将已到达江西的“围剿”军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下令于5日前在下列各地集中：第1纵队第18师（张辉瓒）位樟树镇；第24师（许克祥）位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13师（路孝忱）位临川；第2纵队第50师（谭道源）位万寿宫；独立第14旅（周志群）位靖安；第3纵队第77师（罗霖）位上高；新编第5师（公秉藩）位高安；总预备队第8师（毛炳文）位南昌。湖南军阀何键令第19师进驻袁州，配合鲁涤平行动。鲁涤平于11月5日向所部 下达了第一次总攻令（即第一期作战计划），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一带。11月7日至10日，敌各路进至罗坊、新余、分宜、清江等地，此时我军早已渡江东去，致使敌人第一次扑空。
红军东渡赣江后，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