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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章

中国雄师-第2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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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陇东兵团西侧的是马鸿逵援陕兵团的十一军、一二八军,由马鸿逵之子统领。这两股敌人虽然凶狠残暴,未遭我军致命的打击,但其保存实力的思想严重,与南线的胡宗南集团同床异梦。

1949年7 月6 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前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野战军、各兵团主要领导,还有各军军长、政委。

此时正值盛夏,热浪滚滚,与会者身上都湿漉漉的。

在这次会议之前,彭德怀就多次和西柏坡交换过意见,决定进行扶(风)

眉(县)战役,先把胡宗南的主力消灭掉。

会上,彭德怀不住地抹脑门上的汗。他分析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后,第一野战军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三军总兵力相比,数量差不多。而我军兵力可集中使用,敌人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下面的敌军主力,只有15万人。因此,我认为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端起杯子,“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继续说:“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只占相对优势,胡宗南虽然大势已去,但仍要作困兽之斗。而青、宁二马还没有遭到我沉重打击,尤其是青马战斗力还较强。因此,要把胡、马两个集团主力歼灭于一役是困难的,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话音一顿,彭德怀思考了一下,接着说:“虽然现在胡、马摆开了联合作战的架式,但胡、马之间,两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互存戒心,貌会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有意拉开一定距离,有利就捞一把,不利时就跑,谁受攻击谁倒霉,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老本钱去援救对方。”

“那么,”彭德怀加重了语气,“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呢?这是我们将要进行战役的首要问题,它是能否正确选定战役目标,使整个战役顺利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是钳马打胡,还是钳胡打马,中央和彭德怀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早在陕中战役后,毛主席和彭德怀就开始考虑西北战场我军下步行动,多次互致电文协商。6 月26日,毛主席致电彭总: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分、长(即分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即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王震一兵团、周士第十八兵团)全力及许兵团(即许光达二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杨得志十九兵团)赶到接替……

从电文看,毛主席当时主要考虑两个问题:其一,西北我军自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兵力大增,达36万人。而胡宗南集团与两马兵团在关中地区总兵力约15万余人。关中地区敌我兵力对比为1 比2。4 ,我不占绝对优势。因此,不能分兵以对,而应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集团。在此歼敌方针下,我获胜把握性更大。我若以四分之一兵力用于钳制,以四分之三兵力用于攻击,则打胡敌我兵力对比为1 比5 ,打马敌我兵对比为1 比4。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历来是毛主席所强调的,在西北战场上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毛泽东主要是从战略全局和西北战局,提出了“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基本立足点是:西北我军全面进攻的重点是在西北而不是西南,首歼胡宗南主力于关中地区后,可以基本上消除胡宗南集团对我向西北尔后作战的威胁。再以贺龙率十八兵团,尾追胡宗南集团残部入川,会同二野将其歼灭在四川。西北我军可以腾出手来,以3 个兵团无所顾虑地向大西北进军,彻底消灭两马集团和西北残余敌军。至于胡宗南,虽系蒋介石嫡系主力,但已先后被我军歼灭20万人,战斗力大为削弱,不足以对我构成重大威胁,可以速战速决。

彭德怀接到毛主席电报后,反复权衡,考虑再三,于当日向军委回电,就打击目标问题提出了两个建议:1。如两马集结乾县、永寿、分县、常宁镇地区,则以十九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两马主力。

2 、如两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显然,彭德怀是将以“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作为第一方案的。作为我军战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他这么认为自然也有他的考虑,这主要是从西北战场实际情况为立足点的。

西北战场的关键是两马集团,解决了两马集团,即可基本安定西北,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青、宁两马远离自己老巢,人生地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特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在战场条件上比让两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同时,两马素有不合,指挥上各成体系,有利于我各个击

破。

第二天,也就是6 月27日,中央复电指出:如青、宁两马只作小的撤退,位于乾、永、常宁地区,而不是向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打胡、王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两马作大的撤退,则以执行第二方案为好。

对彭总在第2 方案中提出的南下汉中计划,中央军委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是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较为有利。”

6 月下旬,情况又发生变化,两马集团主力继续后撤,已退入麟游山区,并且兵力分散。怎么办?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这一问题再次摆到彭总面前,这两个方案,中央军委都予以同意,最后决断权现在就在西北我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手里。

彭德怀陷入沉思。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两马不断后撤,将部队拉开配置在宽大正面上,但为践胡、马之约,暂不会远撤平凉。两马集团配置虽便于我军穿插分割,各个歼灭,但也有不利一面:我若以3 个兵团正面进攻,敌必节节抵抗,这种平推打法对我全歼速决两马集团极为不利,我若以两翼迂回包抄,因正面宽大运动距离远,易被敌发现,也不易全歼速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我军追击两马,胡宗南集团的行动有几种可能:一是全力援马,对我翼侧、后方袭击,与两马协同作战;二是伺机进扰西安,企图“围魏救赵”;三是退据汉中,保存实力。这几种可能无论出现那种,都对我下步作战不利。如打马不能全歼,再掉头打胡,这时胡宗南集团更不敢与我决战。我军南下追击,会使两马获得喘息机会再次进扰陕中。加上打马比打胡费力,我十八、十九兵团仓猝应战强敌,准备不足,是兵家大忌。

反复权衡,彭德怀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第一方案。他知道胡宗南错误断定我军难以一口吃掉他5 个军,将5 个军夹渭河成集团配置,这种部署有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战役预备队。留在秦岭和宝鸡的少数兵力只能起坚守作用,如扶眉之敌被我包围,敌无兵可援。而且胡宗南以3 个军在渭河以北,2 个军在渭河以南,而其又无大型渡河设备,遭我军攻击时,南北隔河之敌无法相互支援;其次,虽然胡、马联合作战,可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间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从其接合部迂回胡宗南集团侧后,切断敌人退路;第三,陕中战役中,两马集团遭我打击,埋怨胡宗南行动迟缓,不作配合。如胡宗南集团遭我打击时,两马决不会轻易出援。

想到这里,彭德怀冲口而出:“敌变我变,先胡后马,执行第二方案!”

当即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扶眉战役方针呈报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准。

我第一野战军前委和西北局负责人会议仍在进行中。彭德怀握拳往桌上一砸,与会者目光一齐注视着他。“根据战场形势和我军战略企图,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十九兵团牵制青、宁两马,第一、第二、第十八共3 个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彭德怀坚定果断的声音在屋内震响着。

先胡后马,是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并得到中央军委同意而作出的重大战

略步骤。当时彭德怀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和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胡宗南部经过一野的沉重打击,丢了西安之后,已成了惊弓之鸟,躲在陕西汉中,不会再对彭德怀构成太大的威胁。

马步芳和马鸿逵却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强劲对手。凶悍的马家骑兵曾使红军西路军饮恨荒漠,马家骑兵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极其残忍,第一野战军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马步芳生于1903年,在蒋介石政权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或遭削弱,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庭武装势力,成为“青海王”。

1930年,马步芳彻底投靠了蒋介石,从而积极与共产党为敌。1936年,在初次与红军接火时,马步芳指示部下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1937年4 月,红军西路军遭到马步芳部的残忍杀戮。他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 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如扒心、割舌27人。他的兄弟马步流,还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对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除了枪杀、活埋外,从马步芳起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著名的红军将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马步芳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几乎成为共产党最为痛恨的人物。

马鸿逵生于1892年,此人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达17年,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

马鸿逵8 岁那年,在西安行宫中得以见到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小德张等前清权贵们,二十出头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

1932年,马鸿逵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他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

马步芳被称作“青马”,马鸿逵被称作“宁马”。青、宁二马合称马家军。

但二马互不服气,貌合神离,二马相互争斗由来已久。

1949年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所遗之职,成为马步芳和马鸿逵争夺的目标,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达到了顶点,这便为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之间的“窝里斗”实在是他们自己消灭自己的一种内江。彭德怀及中央军委正是考虑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头吃掉西北敌军,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数十年后,当时的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上将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胡、马都希望对方首先遭到我军攻击,所以两军的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惧怕被歼而兵力分散。

“……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会上提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因为我军只占相对优势,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

张宗逊老将军作为战役的指挥者,自然对关键性的决策记忆犹新。

散会后,彭德怀叫住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对两人说:

“你们刚刚入陕,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休整。但西北地区8 月份要进入雨季,至10月初结束,而且关中地区夏麦己开始收割。如果不在7 月份开始战役,不仅将陷于雨季作战困难,而且夏麦也会被敌抢走。更重要的是胡宗南集团之所以敢与我强大兵力对峙,原因之一就是认定我们不能立即发起进攻,时间一拖,敌人可能就会逃跑。立即开始进攻虽显得仓促,但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两马,直接关系到我主攻部队是否能完成战役任务。对两马切不可盲目轻敌,要严防敌人从背后袭击,这是两马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说完,彭总将毛泽东于10天前发来的一份电报拿给他们看: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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