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3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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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 ※ ※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访，看看有什么行迹诡秘的人出现。及至姓张的照片到手，一经入眼，不觉狂喜，原来他已经查到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秘密监视，这姓张的便是其中之一。
杨以德有个得力的手下，是探访第三队的队长，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号，格外响亮。那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归这一队监视，所以杨以德便找了他来问。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说：“余本强一定是化名。”
“现在还在不在？”
“怎么不在？刚才还有报告来，中午在侯家后的窑子里。”
“那还等什么？”杨以德问。
“不行！这家伙扎手，会把式，没有五六个人，动不了他。”麻麻子说：“而且腰里总是鼓鼓的，说不定也揣着个炸弹，逼急了一锅煮，抓不住活口，反饶上几个，不合算。”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麻麻子认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杨以德自然同意。这晚亲自出马，翻墙入内，将这个酒后酣卧的“要犯”从床上揪了起来。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说：“我又不是鼠盗狗窃，跟你们走就是。”
“好！你是条汉子。不过，朋友，听说你手底下很来得，咱们只好先个人后君子了。”杨以德吩咐手下，将张榕双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长袍，扶上车直驶探访局。
在杨以德的签押房中，姓张的坐着受审。他说他叫张榕，字荫华，抚顺土著，还是个汉军，累世充任福陵的“守护役”。他也承认跟吴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计划。吴樾向主暗杀，这次进京本想不利于铁良，其后因为朝廷决定立宪，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们是不是谈了一夜？”杨以德问。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门？”
“不错！”
“那么，行刺五大臣当然也有你的份罗！”
“不！”张榕从容不迫地否认：“没有我。我前一天劝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会跟他一起去干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吴樾有这种计划，而且你也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卖朋友了吗？”张榕露齿而笑，态度轻松得很。
杨以德语塞。再问他炸弹的来源，张榕知道是译学馆教员杨笃生所制，却摇摇头不答。
一半由于袁世凯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妙，一半因为赵秉钧、杨以德等人，发现革命党不怕死，逼急反会遭受报复，所以谋炸五大臣一案，将张榕下狱，便不了了之了。
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进行，只是绍英吓破了胆，托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复如此。不过，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议设巡警部的机会，活动奕劻保他为尚书，等上谕一下，奕劻复又面奏：“巡警设部，官制、章程均待厘订。”此外，科举已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自丙午科起，永远废止，以前举贡生员，须分别筹谋出路。再则，日俄和议已成，中日已需会议，订立接收东三省条约，军机处事务正繁，徐世昌不宜远离。就此豁免了他这个出洋考察的差使。
※ ※ ※
朴次茅斯条约成立，日本国内大哗，在东京竟致发生暴动，小村寿太郎成为众矢之的。在严密保护下，回国不久，即又奉派来华，谈判东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权代表一共两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玑、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派唐绍仪为参议，可在会中发言。
第一次会议，彼此校阅了全权证书，由小村与袁世凯作了一番开场白，奕劻随即站起来说：“本人年纪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两位全权处理。”说完哈一哈腰，退出会场。
于是正式开议。小村首先发言：“这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约已成，俄国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以及东清铁路由长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所以特地来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应该订立的条约，只此一项，至于日本自俄国获得的战利品不必列入条约。议定事项由双方全权在会议录上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换文亦可。请选定一种方式。”
照预先的约定，中国方面应该由袁世凯作答复。奕劻曾经面奏：“历来对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关于东三省的军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对日本的政情，袁世凯都很熟悉，所以这一次会议，不妨由袁世凯去应付。倘或发言有失，瞿鸿玑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身分，犹可及时纠正。”这个说法颇切实际，而又不贬损瞿鸿玑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会即托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时袁世凯还在考虑如何作答时，瞿鸿玑却违反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亦因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异。袁世凯从瞿鸿玑还在当翰林，做考官时，便已跟日本人打过不可开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寿太郎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头土脸，失之东隅，定要收之桑榆。在这次会议中，自要想种种办法，占尽便宜，回国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为营，必得先体味出话中真意，才谈得到如何应付。
瞿鸿玑则是熟于军机办事的规制，知道用“换文”一法，必须奏请上裁，已成之议，或许就能推翻。即使本意无改，辞句之间无谓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烦甚多，避免为宜。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点点头答说：“签字于会议录，彼此省事，就照这个办法好了。”
这一下，袁世凯自然有话也不能说了。但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约定违反了，所以当晚便向奕劻以发牢骚为“抗议”。
“瞿玖公这样子勇于任事，我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他说话也欠考虑，万一将来有丧权辱国的承诺，我既不能赞成，又不能反对，与其到头来陪他一起受处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请王爷面奏上头，准我回任！”
“这一层你别烦！我自有处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说：
“我有两个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么意见？”
他取出来两个上谕稿子，第一个与立宪有关，写的是：“……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着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所有开馆一切事宜，着该王大臣妥议具奏。”
第二个亦与立宪有关，等于说明了立宪的目的，在安抚百姓。上谕中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久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剀切宣示，严行查禁，恐侜张日久，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