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3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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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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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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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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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