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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出口成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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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多用陈腐的文言即是投降给死言语;能充分的利用白话,用白话写成生龙活虎般的东西才算真本事。我们更不可以把老套子里的色情的描写,拿来歪曲新的故事与人物;我们若用“二八的俏佳人呀,杨柳腰儿摆,脸蛋儿白又红……”去描写女孩子扭秧歌,便该罚扫街三天。

  我们必须真诚,用最大的努力,去用新的活的大众语,创造出新的大众文艺。记住,这是件很艰难的工作,不全心全力去作,不会作得好。在今天,我们还没法不利用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去写,以便容易普及。但是,我们的志愿可不能就是这一点点。说真的,假若我们今天能精巧的运用大众语,写成美好的话剧,能普遍的被大众接受,欣赏,它还不就变成了大众文艺么?大众文艺并不该是另一种文艺,而是所有的文艺都该是大众的。因此,在今天,为了急于普及新文化,我们没法不照着旧形式去写,可是我们万不可就心满意足,以为能写成一段鼓词便已经了不起。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写鼓词,原为是明天还要写比鼓词更新鲜的东西;普及了,即当提高,不是很明显的么?

  就是就事论事,以写鼓词什么的说吧:鼓词有辙,我们晓得吗?鼓词要上下句,分平仄,我们辨得清平仄吗?鼓词须能唱,我们晓得句子的音节吗?这些都是问题,都应当学习。对这些,我不预备多说什么,因为在本月七号的《人民日报》上有我的一篇小文可作参考。在这里,我的忠告是要学习,多学习,多多学习。你看,我们有那么多位文艺家,有谁创造过一篇相声?有谁写成了与《打渔杀家》一样好的一出京戏呢?这真难!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须以热诚去冲破困难。把握住语言,把握住形式,是咱们今天必不可少的功夫。

  以下,我们要说点关于大众文艺的内容方面的问题了。为使这讲话前后一致,我们还是从技巧上谈,谈谈我们应如何处理内容,而不谈什么是大众文艺应有的内容。

  我想,我们最好先去听听评书。听过了评书,我们就晓得了他们说的故事是多么充实,我们写的多么枯窘。说书的艺人们的文化水准并不高,认字也有限,可是他们能尽情尽理的说故事,教听众们舍不得走开;再看我们呢,我们的文化水准比他们高,也能读能写,可是连一小段鼓词都写得那么瘦小枯干,像一条晒干了的小鱼。这里的原因,一来是艺人们生长在民间,我们却离开了大众;二来是艺人们会以极细腻生动的叙事证明一点道理,我们却急于说出那点道理,只喊了口号,而忘了编制好故事。这样,我们就输给了说书的艺人。

  大概的说,说评书的有两派。一派是“给书听”的,一派是旁征博引的。前者是长江大河的往前说书,不扯闲话,打了《连环套》,再打《凤凰山》,一节比一节热闹,一节比一节惊奇。后者是《挑帘杀嫂》可以说半个月,《武松打虎》可以说五六天。前者是真有故事可讲,后者是真有东西可说。虽然在评书界里以老实说书的为正宗,可是在我们听来却不能不钦佩那能把《武松打虎》说了五六天的。表面上,他是信口开河;事实上,他却水到渠成,把什么小事都描写得逼真,体贴入微。他说武松喝酒,便把怎么喝,怎么猜拳,怎么说醉话,怎么东摇西摆的走路,都说得淋漓尽致。他要说武松怎么拿虱子,你便立刻觉得脊背上发痒。山东的二狗熊就更厉害了,他能专说武松,一说一两个月。他的方法是把他自己所想起来的事都教武松去作,编出多少多少小段子去唱。他唱武松走路,武松打狗,武松住店,武松看见的一切。他专凭想像去编歌唱,而他所想像到的正也是大众所要想像出来的。所以,他每到一处,学校即贴出布告,禁止学生出去,因为他的玩艺中有些不干净的地方。可是,布告虽然贴出,到晚间连校长带先生也出去听他了。真正好的大众文艺,在知识分子中也一样的吃得开。

  这告诉了我们大众文艺必须有充实的内容,也教我们知道,民间的艺人是从大众中的生活中搜集材料,所以尽管说着武松而忽然岔到耪地上去,大家也还爱听,因为那说得有根有据,有滋有味。再看我们呢,我们往往是由朋友的口中,或新闻纸上的记载,得到一个小故事,便根据这故事去写一段短的小说,或鼓儿词。结果是,为了几十句便再也没的可说,只好多喊几句口号,充充数儿了。我们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并没从大众的生活里去找资料,而偏要替大众写东西;第二,我们以为从友人口中或报纸上得到的资料虽然很短,却正好去写一段鼓词,因为鼓词有一百句左右便可成章啊。殊不知,在文艺创作里,为写一件事须知道十件事,为写一个人须认识许多人,才能左右逢源,笔下生花。若只见过一个茶盘,而想去写茶盘问题,便永远写不出。从多少多少经验中,用心的去组织,把它们炼成一小段文字,才能见出精彩。不错,鼓词可以写得很短,但句句言之有物,入情入理,就不是一点点资料所能支持住的了。我们为写一百行鼓词,须预备下写一万行的材料才好。文艺写作是由一大堆资料中取精去粕的事,不是好歹一齐收,熬一锅稀粥的事。你若以为大众只配吃稀粥,便是污辱了大众,而且你自己也不会有出息。

  在旧有的民间文艺里,说的唱的是老年间的故事,而寓意多半是提倡忠孝节义等等的老道德,替封建势力作宣传。我们现在写新的大众文艺首先应向这方面斗争。可是,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我们得用有内容的新东西斗争那些有内容的旧东西。旧东西有趣味,我们的新东西得更有趣味;旧东西有的很幽默,我们也有幽默;这样,我们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得到胜利。这是以文艺斗争文艺,不是拿标语口号斗争文艺,要是标语口号能有那份儿能力,我们还搞文艺干什么呢?

  文艺作品是要发生一定的效果的,它教人哭就哭,教人笑就笑。技巧与内容二者兼而有之,才能发生这样的效果。内容不充实,对人情世故揣磨的不深,便无此作用。吹胡子瞪眼的去宣传,其效果必远不及从容不迫的,入情入理的,以具体的充实的故事去劝导与说服。故事必须有情节,不能像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情节如何得来?它来自人生的体验。比如我们要描写一个人听到他的爸爸死了,我们便不应像旧戏中那样,叫了一声哎呀,顺手倒在椅子上,昏过去。有的人,忽然听到那恶消息,便愣住了;愣了一会儿,眼泪一串串的流下来;而后,放声大哭。有的人,假若他和他父亲平日感情很坏,也许先糊糊涂涂的笑一下,可是紧跟着泪就在眼眶里转,而后哭起来;父亲到底是父亲,没法儿不哭。有的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情景,我们若能认真的去体会,便有了不同的情节,既不千篇一律,而且委婉动人。一个较长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情节,我们也须先从人生经验中去体会,而后依着人情真理去排列先后,使故事处处动人,而看不出穿插安排的痕迹。最庸俗的办法是依照侦探小说的套子,故作惊奇,把人物像些傀儡似的牵来牵去。旧戏旧小说中往往因把情节弄得太离奇了,无法再写下去,就搬来了天兵天将或琉璃鬼代为解决问题。这要不得!我们要晓得,情节的离奇远不及情节的入情入理。情节离奇不过是技巧上的一些小把戏,使故事近情近理的发展才是专家的真本事。

  在旧有的大众文艺里,所说与所唱的多数是老年间的故事。大众为什么那样爱替古人担忧呢?事实上,艺人们虽然说唱远年的老事,在人情上他们却把古人当作了现在的人。大众深恨那作了高官便抛弃了共过患难的老婆,另娶宦门之女的人,于是《铡美案》便连驸马爷也要铡成两半了。在乡间,包公不单决定铡死驸马爷,而且撩胡子挽袖子亲自下手去铡,大众看着非常的过瘾。他们不问以包公的身分是否应该变成刽子手,而只管这样办才泄恨解气。把古人的举动与感情都大众化了,大众才爱听那些老故事,而大众文艺也就尽到将古比今的责任。现在我们若写老年间的故事,是否也应袭用此法呢?这不是今天所能讲的,即不在话下。我们今天所应注意的是要写大众文艺必须接近大众,极仔细的观察,体验;不单学习了大众的语言,也要揣磨出语言后面的感情与心思。假若我们能明白了在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大众对事对人的反应,我们可就算能替大家写东西了。

  现在,我们结束这个小报告:在现阶段中,为了普及,我们应当由学习而把握住大众文艺的语言与形式,了解大众的生活与心理去写作大众文艺。我们学习,试作,我们也要鉴别旧有大众文艺中什么可取,什么该去掉,以便不完全教旧东西拖住,失去向前进步的力气。这叫作在普及中渐次提高。我们一面学习,试作大众文艺,另一方面也要关心一切文艺的理论,学习在现今所有的大众文艺以外的文艺技巧与形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把现在所谓的大众文艺与非大众文艺的界限抹去,而使所有的文艺都成为大众的。那便是达到了提高的日子。

  我们不可钻在牛犄角里,抱着一篇短短的自己写的鼓词,翻来覆去的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们必须知道先求普及、由普及逐渐提高,以便达到真正普遍的提高,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不可小看今天的工作,也不可忘了明天重大的发展。我们今天,打个比喻说,是学习给人民盖茅草房。为什么盖茅草房?因为大家还没地方住。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只好按照老草房的样式去盖。盖过两三间之后,我们有了自信心,就该开始去设计改进,教屋中如何更多得阳光空气,地上如何不潮湿。然后,我们更去学习盖造瓦房,以便日新月异,使民众都有瓦房住。赶到大家都有了瓦房住,我们就更进一步计划花园、游戏场、游泳池,使每个小村都像一座小公园似的美丽。那时候,茅草房完全不见了,全中国成为地上的乐园。那时候,旧草房时期的旧鼓词,新草房时期的半新半旧的鼓词,和瓦房时期的新鼓词,或者都不见了,而是大家在地上的乐园里,读或听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妙的诗歌。它们既是大众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载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新建设》第二卷第三期

  对话浅论

  怎样写好电影剧本的对话,我回答不出,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仅就习写话剧的一点经验,和看电影的体会,来谈谈这个问题,供参考而已。

  在写话剧对话的时候,我总期望能够实现“话到人到”。这就是说,我要求自己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以期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随着剧情的发展,对话若能始终紧紧拴在人物的性格与生活上,人物的塑造便有了成功的希望。这样,对话本身似乎也有了性格,既可避免“一道汤”的毛病,也不至于有事无人。张三的话不能移植到李四的口中来,他们各有个性,他们的话也各具特点。因此,对于我所熟识的人物,我的对话就写得好一些。对于我不大了解的人物,对话就写得很差。难处不在大家都说什么,而在于他们都怎么说。摸不到人物性格与生活的底,对话也就没有底,说什么也难得精采。想啊,想啊,日夜在想张三和李四究竟是何等人物。一旦他们都像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们就会说自己的话,张口就对,“话到人到”。反之,话到而人不到,对话就会软弱无力。若是始终想不好,人物总是似有若无,摇摇摆摆,那就应该再去深入生活。

  一旦人物性格确定了,我们就较比容易想出他们的语声、腔调,和习惯用哪些语汇了。于是,我们就可以出着声儿去写对话。是,我总是一面出着声儿,念念有词,一面落笔。比如说:我设想张三是个心眼爽直的胖子,我即假拟着他的宽嗓门,放炮似的说直话。同样地,我设想李四是个尖嗓门的瘦子,专爱说刻薄话,挖苦人,我就提高了调门儿,细声细气地绕着弯子找厉害话说。这一胖一瘦若是争辩起来,胖子便越来越起急,话也就越短而有力。瘦子呢,调门儿大概会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尖酸。说来说去,胖子是面红耳赤,呼呼地喘气,而瘦子则脸上发白,话里添加了冷笑……。是的,我的对话并不比别人写的高明,可是我的确是这么出着声儿写的,期望把话写活了。写完,我还要朗读许多遍,进行修改。修改的时候,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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