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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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各方就应该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博弈，这首先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体系，但很多亚洲社会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这种体系的真正落实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Berman）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是东亚社会普遍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例如，曼谷市民对于2006年的军事政变均普遍表示欢迎，西方社会就很难理解民众怎么能支持军队推翻一个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国法庭后来又以选举作弊为由，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裁决泰国人民权力党及其联合执政党为“非法”，西方主流媒体称这种做法为“司法政变”。
法治不足也体现在普通公民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月12日报道，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对比较发达的韩国，韩国民调显示韩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强，多数人认为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无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体系也不具备一个健全民主制度发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年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集体贪渎事件曝光，2004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陈水扁当选的裁定，2007年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情况，都反映出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解决问题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其最大的特点是理性与宽容，任何时候都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由于“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实际上不是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中所设想的能够理性参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过炒作政治议题动员而来的民众。曾经竞选总统的菲律宾女政治家M。D。圣地亚哥（M。D。Santiago）说：“菲律宾人从来不把选举当一码事。菲律宾人似乎不是亚洲人，他们似乎更接近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在竞选期间唱歌跳舞，把政治集会当作一种娱乐方式，候选人也为选民提供各种娱乐活动，包括邀请艺人影星前来唱歌跳舞吸引选民，他们不谈论严肃的政治议题。菲律宾的选举事实上是一种知名度大小的选美比赛，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赛。”当一些政客们对阿罗约总统不满时，他们便可出钱到大街上收买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去游行，美其名曰表达民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曾表述过民主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在许多情境下，政治领袖赢得选票的最简便方法，就是诉诸部落、族群、种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从而导致社群及族群间冲突升高。”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子，公民文化严重缺位产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为了选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还对对手进行“抹黑”、“抹红”、“抹黄”，直至置于死地而后快。韩国国会也是不断地演出暴力冲突。韩国民主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民主化水平仍停留在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层面上，没有从观念上深入到自律的层面。在韩国政治中，各个政党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一旦自己的政党沦为议会中的少数时，就不愿服从这个原则，而议会中的多数政党又倾向于滥用多数的权力来独家经营。
如果说上述原因可以大致解释东亚许多民主试验不甚成功的原因，那么开出的药方自然是加强司法独立的建设，培养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这种努力当然可以、也应该继续下去，但我们也有必要提出一些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上的问题，比方说，这些社会的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为什么这么难确立？这些社会的公民文化为什么这么难培养？这些社会改进司法和公民文化的努力最终一定能成功吗？这种努力的机会成本有多大？这些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机会成本吗？要是像菲律宾这样试验了西方民主近一个世纪；或者像泰国这样试验了七十多年，还是不成功又该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已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的体制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民主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我个人认为对于东亚国家，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制度创新，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历史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人类对最佳政治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的探索还在进行，也不会终结。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须一致照搬的惟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国都应该自己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元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
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年对17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的详细调查发现，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不满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17个国家中拔了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法国人是29％。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而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30％，法国是26％（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网站）。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一定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一定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过去三十年的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没有预料到的，其崛起背后的理念也与西方主流政治观点大相径庭，这些理念对于我们进行民主创新富有启迪。使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理念就是“实事求是”，其核心内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条，通过对事实本身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基于这种对事实的判断，我认为东亚国家，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社会在民主建设上都要考虑另辟蹊径，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继续沿着西方民主模式走下去，可能是一条代价巨大，甚至完全走不通的路。其实；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现在破产了，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危机，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美国成了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前面“‘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一节中，我已经对西方模式在西方的困境作了探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也许有必要特别提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它们是在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东欧大部分国家也是在中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上转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但它们的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质疑整个西方民主模式及其话语对于非西方社会的适合性。也许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扎卡里的“文化传统决定论”更有道理，他认为非西方文化传统国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结果往往是“非自由的民主”，即西方民主的形式都在，但有形无神，真正的民主品质却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东亚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那么东亚国家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及其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换血”从来不会成功。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从East Asian Barometer进行的调查中看到，东亚国家和社会，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着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东亚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香港特区台湾地区菲律宾日本韩国中国泰国蒙古平均
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90。2 86。1 72。7 79。0 69。9 91。0 88。1 73。6 81。3
请长者来帮助解决争端36。9 68。9 66。2 75。8 44。2 72。4 76。7 70。9 64。0
与邻居发生争议，我可以让步67。1 46。1 75。4 45。8 71。4 71。9 50。7 82。3 63。8
如果同事都反对，我也不坚持53。4 63。0 61。4 57。0 61。4 51。6 62。3 66。7 59。6
（资料来源：2001—2003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美国学者戴维·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也曾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七国和美国的国民进行了民意调查，他发现东亚民众的社会价值排序与美国人的社会价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东亚民众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东亚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中的优先顺序为：
东亚美国
1。社会秩序；1。言论自由；
2。和谐；2。个人权利；
3。政府问责制；3。个人自由；
4。接受新思想；4。公开辩论；
5。言论自由；5。生存；
6。尊重权威。6。政府问责制。
（资料来源：David Hitchcock；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How Much Con。ic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
实际上这些调查只是再次确认了东亚国家多数人基于常识判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为什么东亚国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美国人一定会说，强调社会秩序会导致专制，但这是很幼稚的观点，专制可能带来社会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带来社会秩序，就像言论自由可以是个人自由的体现，但也可以带来厮杀甚至战争。此外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建设民主的最佳途径就不应该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
西方那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在非西方社会很难复制，少数地方可以复制，多数地方很难复制，其实也没有必要复制。比方说，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特点是讲“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讲“合理”，不讲“合情”，彻底改造这种东亚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了解双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并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进行体制创新。再比方说，中国重视家庭及其衍生关系的文化特点之一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这个关系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朋友、同事乃至整个国家，这种文化传统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你一定要把中国家庭成员的弹性的亲密关系都改造成美国一样的刚性的契约关系，并认为这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在东亚社会都行不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两者之长结合起来，进行创新。
东亚社会应该努力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来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这样探索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才会是有生命力的、代价比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斗争文化”照搬到强调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和谐文化”社会中，总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和分裂，上述东亚民主政体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体制，首先必须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亚洲不少人也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