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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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家只是一支不起眼的疏枝。

为了适应普遍存在的“人心思汉”“复汉兴刘”的社会思潮，或者说从政治的、实用的目的出发，刘秀认为汉室血统可用，就像民心可用一样。

他看得很准！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无论是早先的反莽武装，还是王莽灭亡后的割据势力，基本上都是把握了“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高高举起“复汉兴刘”的大旗，这样搞起阴谋和阳谋来都屡试不爽。

那些反抗王莽的宗室贵族和地方干部，往往一扯起“拥刘复汉”的旗帜，立即就一呼百应。

刘秀、刘縯兄弟的舂陵子弟兵本来并不强大，但他们很快实现了跟绿林军的联合，并且建立了由本家兄弟刘玄当名义上一哥的更始政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刘汉宗室血统。

此间，宗室后裔称雄要打刘汉的旗号，如刘永；外姓人竞争一哥的位子要跟刘汉扯上关系，如河北的王郎诈称是西汉成帝的私生子刘子舆；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赤眉军一般是见谁砍谁，但知道刘玄的更始王朝移都洛阳时，其高级首领二十多人便风尘仆仆地赶去归顺，他们不久建立自己的王朝时，赶鸭子上架也要找一个姓刘的放牛娃来当一哥；即使巴蜀的公孙述想自立，最初盗用的名号也是叫“辅汉将军”。

公元27年初，赤眉军投降，刘秀在洛水列兵吓唬他们，赤眉的丞相徐宣说，他们现在归顺是“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

这都说明，思汉复汉、拥刘兴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参加的社会运动，是一种方便实用的政治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时尚。这样，谁拥有汉室正统身份，当然是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本来身上就有点刘汉宗室血统，自己也吃了不少这方面的甜头儿，刘秀为什么不好好地彰显这种血统呢？

但是，刘秀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血统而已，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吃不能喝，说它有用，它有用得要命，说它没用，它其实就是个工具。

这种宗室血统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是没戏的，而要是掌握在英雄手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刘秀在河北跟刘氏宗室赝品王郎斗法时，王郎想谈判。

刘秀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就对王郎的使者杜威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

这就是说，即使西汉成帝从坟墓里重新活起来，天下也不可能是他的了，何况王郎是宗室赝品。

刘氏宗室，刘汉皇室血统是工具，用来打天下才是正经的。这是刘秀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的是实话。

但是，刘秀很少这样说，而总是非常虔诚地标榜：自己就是刘汉宗室正统！

刘秀称帝时，新莽之后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已经不少了。

绿林军立的更始帝，赤眉军立的刘盆子，都是被当做刘氏宗室硬扶上去的。而在睢阳，梁王刘永的称帝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而刘秀不顾重名、盗版之嫌，毅然决然地使用“汉朝”名号，看中的就是刘汉宗室这块招牌的巨大的政治效益。

登基之后，刘秀大力塑造自己作为刘汉宗室，大汉皇帝继承人的形象。

他对自己这种形象的塑造和设计，除了见诸日常的工作、政令、措施，还集中表现在他的祭祖活动中。

比如，公元25年8月，登基才两个月，他就为刘邦等列祖列宗建立祠堂，虔诚地祭祀。

公元26年1月，他在洛阳城南正式建立皇家高庙，以及一系列的社稷祭祀设施。

同年12月，他专门下诏，为刘氏宗室落实政策，说：“室列侯被王莽所废，祖灵无所依归，现实生活困难，朕非常同情。现在宣布，恢复宗室列侯的封国，如果列侯本身逝世，当地立即把其子孙的名单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有关部门，给予封拜。”

公元27年2月，他在宗室高庙举行祭祀仪式，正式接受传国玉玺。

刘秀在祭祖仪式上接受传国玉玺，显然形式大于内容，是在向世人表态：朕一定要把刘汉国脉很好地继承下去。

公元29年7月，刘秀御驾亲征董宪，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之中，他亲临沛县，祭祀高庙。

公元30年4月，他巡幸长安，拜谒高庙，祭扫西汉从高祖刘邦到平帝刘衍共11位皇帝的陵墓。

公元34年，在隗嚣已灭、隗纯在逃、征伐公孙述在即的重要时候，他专门下诏安排整修长安高庙。同年8月，他利用亲征隗纯之机，来到长安，再次拜谒高庙，祭扫西汉十一帝的陵墓。

这样，刘秀通过一系列的祭祖等举措，不断彰显自己的刘氏宗室血统，把自己塑造一个西汉国脉的虔诚继承人，为自己雄主天下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藏弓，杀狗——祖先刘邦的前车之鉴

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你参与了别人的阴谋，乐观的角度说，你是他的心腹，但从悲观的角度看，你也是他的心腹之患。

古语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还有个成语也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往今来，诸如此类的话很多。

在成功之后，如何对待跟着自己打拼的哥们儿，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少人做得不厚道。

当一哥的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对待功臣，往往集中反映出他的人文素质和治国理念。

这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能够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够治理天下。也就是说，在打天下、治理天下这两种不同的工作面前，对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在于，人家跟着你把天下打下来了，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血汗，现在天下太平了，你让人家干什么去？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同的一哥有不同的方法，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相信刘秀一定认真地研究和思考过。

外姓人不说了，刘秀的先祖刘邦的做法就很简单：藏弓，杀狗。

当年刘邦登基称一哥之后，对功臣们的封赏工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刘邦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由一个村民组长起于乡间草野，完全靠自己拎着脑袋打拼，成为汉王，成为一哥。在那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他对人的各种欲望，对人的生死荣辱有着极其深刻而且独到的认识。

所以，他登基后，沿袭了历史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来对待和处置功臣们。

是啊，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活儿，我今天能坐上一哥的位子，是一大群弟兄们捧场的结果，是弟兄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弟兄们冒着生命危险一刀一枪地打下来的，在经过无数困难，死去无数弟兄之后，我才有今天的位置和荣耀。所以，天下打下来了，就应该论功行赏，共同分肥。

强盗抢东西还知道论功分赃，何况咱弟兄们都是场面上的人！来吧弟兄们，分红！

刘邦早年连家里买面买盐的钱都能拿来请哥们儿喝酒，他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正位之后，他对功臣大肆封赏，不仅给他们封王封侯，赏给他们金银财宝，还让他们担任上至朝廷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下至地方郡县官吏的各种公职。总之，他不仅让功臣们有面子，还让他们有里子，有实权。

起初，刘邦封英布等七个功劳特别大的功臣，及赵佗等三个南方少数民族首领为王，由于这哥儿几个都不姓刘，史称“异姓王”。

他封的列侯较多，有的称达143人，有的称达153人。在王侯之下，他设19个爵位级别，按照功劳大小分别授予那些追随自己打天下的将士们。

按照《汉书》的统计，刘邦时期，从丞相以下至县衙工作人员，共有官、吏职位120285个，而上述王、侯及19个爵级的受封者达数十万之多。

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职员岗位，全部被大大小小的功臣占据了。

客观地说，论功行赏对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很有作用的，但关键在于赏什么，反正赏官职官位是不科学的。

特别在开国之初，让大批擅长攻城略地的将士来治理国家，是很悬乎的。

道理也很简单，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就好比砍人跟造就人，捣毁一座城市跟管理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更何况，人的欲望往往像潮水一般，是汹涌澎湃的。当人的实力积累到一定时候，对一哥的宝座多看几眼，甚至产生想上去坐坐的念头，都是难免的。

这样，刘邦的封赏让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能够有今天，是自己拼命流血换来的，如果再拼命再流血，还可以换来更大的荣华，运气好的话到一哥位子上坐坐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建国之初，刘邦逐渐感到这些功臣有点尾大不掉，特别是那些功高位重的老朋友，觉得难以驾驭。

于是，七个因功受封的异姓王有六个（除长沙王吴芮外）先后反叛，也被刘邦先后摆平。

刘邦痛感自己分封失策，跟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

不久，他再分封就只分封刘家爷们儿为王了。

但是，刘家爷们儿也不是都靠得住的。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的“推恩令”，就是明证。刘邦最初的分封带来的政治问题，他的子孙几代一哥才逐渐解决。

退功臣而进文吏——东汉版“杯酒释兵权”？

刘秀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具体地说，他的这种做法就是，让一些长期纵横疆场的功臣们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交出权力，同时，大力提拔重用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型干部，让他们来跟着自己治理国家。

后者很好办，当皇帝的想提拔人，特别是刘秀这样驾驭能力超强的皇帝，只要看准了，想用谁是很简单的事。

问题在于前者，功臣们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扁人和抗扁的能力也很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但是，刘秀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举行了几次酒会，热情招待自己的这些功臣，给他们封侯加爵，赏赐财帛，同时让他们交出军权。

他的思路和做法是大方地，大量地赏赐这些功臣们爵位、荣誉和财物，同时，收回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且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严格管理。

天下是哥们儿一起打下来的，大家都来好好享受吧！

大家也都累了，工作就让文人们干去吧！

大家都还要给朕面子，谁要是胡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在妥善处置功臣上，如果说刘秀大肆封爵是把他们高高举起，剥夺实权是把他们轻轻拿下的话，进一步对他们严加管束，则为自己推行“退功臣进文吏”的干部政策上了一道保险。

刘秀认真吸取刘邦的教训，分封的同时就考虑到了要加强对功臣们的管理。

宋代有人做了个未被公认的统计，说刘秀一朝共封了同姓王侯28人，异姓侯107人，加之继承祖上、父兄爵位的，合计174人。

当然，刘秀是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多封几个王侯也没有什么，反正王位侯爵也没什么编制，封赏谁，拿下谁，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把数以百计的王侯撒向各地，谁要是组织个大型活动在社会上忽悠，搞个什么动作在政治上搅和，并不是个小事情。所以，刘秀自始至终非常注重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

大约是在公元36年底到37年初，随着平定巴蜀，全国统一，刘秀荡平四方的战略战术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主要打天下转为主要治天下。

同时，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帝国的战略转型和自己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转变，刘秀对待功臣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家当然还是弟兄，但现在太平了，就要有太平的活法儿！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秀对大家封赏爵位，同时授予军政实权，主要是要激励大家拼命打天下，那么现在，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他继续对大家高封重赏，取回实权，则主要是要大家安享太平，给文臣让位。

当然，功臣们的威望以及爵位也都是很有号召力的，鉴于前朝的是是非非，大家还是必须遵守一些规矩的。

这样，刘秀从加强管理，确保政治稳定出发，采取了几个措施，完全把王侯们管理得老老实实。

其一，他所册封的诸侯王国领地十分狭小，小则一两个县，大则三四个县，最大的不会超过一个小郡。

也就是说，刘秀册封的一个王侯在自己的领地所能掌握和调动的资源，充其量不会超过一个地委书记，这跟刘邦当年所封的王侯动不动拥有数十座城池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其二，即便这样，他还把这些王侯的封国，特别是较大的封国放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等地，分散穿插在朝廷直属的郡县之间。这些封国不仅处于朝廷伸伸鞭子就能抽到的地方，而且完全处于地方郡县干部的监督之下，谁想搞点动作，甚至有点风吹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