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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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也想过要争些什么，但最后都放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这才是最可怕的！连争的欲望都没有了，连申辩的念头都消失了，连最后一点热情都随风消散了。

沉静在巨大的失望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

“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

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随着军工管理体制调整的进行，古老的军工企业陆续进入了市场，他们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许生命就是这样演进的。

当然，代价总是要有的。随着军队建设进入了“忍耐”期，和80年代末对我国的军事技术的封锁，武器装备的发展大为减缓。长达10年的冬眠期到来了。

其实，预警信号在两年后就发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4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上书，力陈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中面临的严峻势态，呼吁保持经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位势，继续下大力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短差距，争取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外来和尚好念经。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高科技领域本来就是国家的事情，这是天经地义的。于是，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邀请了124位专家，制订了代号为“863”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986年10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40次会议通过。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

1986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重申，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

2000年，随着“寓军于民”的提出，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历史。

……

目前，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特征集中反映在十一大军工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安排上。相对于传统行政性军工总公司的组织形式而言，现行军工集团公司的结构安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十一大军工集团公司是原国防工业部和军工总公司的“衍生物”，实际上就是附属于政府管理部门（国防科工委）的挂牌公司，仍然带有行政垄断特征。这种市场结构安排，既没有充分体现规模效率原则，也没有充分体现出竞争效率原则。首先，目前的军工集团公司不是依靠市场力量，按照规模效率的原则组建的，而是依靠行政手段，按照传统行政隶属关系组建而成的，内部缺乏必要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规模上并不经济；其次，集团公司尽管进行了分拆，但各自在军品科研生产上具有一定的专业分工，大多形成了对某些产品科研生产的事实垄断，集团公司之间难以有效地展开竞争。不仅如此，在一些分系统和零部件生产上，也由于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难以充分开展竞争。因而，军工集团公司及其成员企业普遍存在着活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现象。

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的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从纯粹的货币支出看，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何况又是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恐怕要丢掉了一半，面对科技含量很高的苏－27、苏－30，中等专业水平的维护兵和士官们，真的有些抓耳挠腮了。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你在这里给我说说看。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

推陈是否就能出新？这的确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思想观念、经营机制、产品开发到市场开拓等方面都要经历从计划到市场的重大转变。20多年来，中国军转民后的现实状况，还难以完全适应国防力量发展的需要。如何摸索一条中国式的武器装备发展的道路，仍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的市场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其实，抓住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摆脱贫穷，追上发达国家的前进步伐，这个决心无疑是正确的。我可以自信地说，没有哪个决策者会怀疑这一点，甚至没有哪个中国的老百姓会怀疑、会反对。反对改革、反对进步的人，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真还没有遇到过。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一定就是排他的吗？一定是要牺牲国防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吗？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吗？能不能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结合点呢？这个命题，推而广之，是不是也一定要牺牲环境、牺牲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牺牲信念和信仰、党和政府的廉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牺牲普及教育、全民医疗，以致相当一部分无产者的利益，来换取高速发展呢？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包括GDP，但也包括原子弹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凝聚力。国际环境是趋于缓和了，但是不是富国就愿意看到你这个穷国也和他们平起平坐呢？反正毛泽东不相信，他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这个老师，为什么总是不希望他的殖民地的学生们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呢？狼当然不愿意羊和兔子都变成和它自己一样，也长着厉齿和尖爪，也和它一样喜欢吃肉。这就是世界政治的丛林法则。当初毛泽东下那样大的决心搞原子弹，难道他真的是以为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在改革的大潮中，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途径，使社会的各种力量协调地发展呢？

国家大战略的课题提出来了。

6　国防发展战略的对话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我和父亲在理念上的沟通，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我的一生大半是在军旅中度过的，这时的我，已在总参谋部工作，我们父子之间有了许多共同关注的话题。当初他得知我从军区调入总参时，是很不赞同的。他说：“为什么不愿意在下面多做些实际工作？”我说，部队又不打仗，除了安全防事故就是打扫卫生迎接检查什么的，好无聊。到总参来，搞些战略和战役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倒还有些意义。他没有再说什么了。我上班的第一天，吃晚饭时，我说整整一天都在誊写档案，都他妈是些没用的东西，新来乍到的，估计是要先磨磨你的性子。我妹妹在旁讥讽道：“哈，机关的小职员！”父亲狠狠地说：“说了不听，活该！”

他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闲暇时妈妈总是督促我们拉着父亲一起活动。我们常常是晚饭后，边走边谈，大到宏观的世界战略格局，小到部队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话题是相当广泛的。尤其对下面部队反应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得到，他听得很专注。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北部一直面临着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老毛子陈兵百万，它的坦克机械化集群，在战略上成机动配置，虽然对它的企图判断不一，但毕竟如芒刺在背。70年代后，苏联军事学说在二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把大规模集中使用装甲集群进行大纵深突破，作为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这就更增强了中央高层的不安。“文革”结束后，军队生活逐步恢复到正常秩序，针对苏军的动向，在我军各大战区的战役训练中，掀起了研究相应对策和战法的热潮。在之前，邓小平提出了“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的战略思想，他说，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钢仗、打装备、打后勤。过去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把敌人一下子放进来怎么能行？粟裕同志也针对苏军装备上的优势提出了“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作战方法。张震那时是主管我们业务口的副总参谋长，他在苏军出版的《突破》一书上批示：“研究一下，如何对付苏军装甲集群的大纵深突破，并把研究结果告我。”随着这股热潮在战役领域的逐步铺开和深入，促进了我军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形成了在战争初期，以坚固阵地的防御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战略指导思想。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到了50年代彭德怀的思路上去。新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后来的“801”会议和代号为“802”的华北大演习成为它的标志。

当时许多领导同志都前往张家口参观演习，北京军区的领导见到我说，动员你爸爸也来看看。我转达了这个意见，父亲说，安排不开了，这样吧，我写幅字你送去，算是向军区的同志们祝贺吧。他大笔一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基伟司令把这幅字送到《解放军报》，刊登了出来。我回来向父亲谈起下面演习部队的热烈反响，他说：“民委转来意见，说是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莫名其妙，“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史唯物主义上哪去了？

当然，这都是些生活中的小插曲。这期间，我和父亲闲谈的话题，常是围绕着新的战略方针展开的。他一般多是在听，很少发表意见，但我感到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看法。

父亲说：“你们做的这件事很重要。50年代和彭老总、粟裕，还有陈赓同志在一起，就在搞这个东西。就战争初期的概念来讲，我看不是大了，而是小了，要朝更困难方面做准备。但我现在思考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能详细谈谈吗？我当然愿意系统地听一听。

“我考虑的不是打的问题，而是不打的问题……你们算过没有，齐装满员是个什么概念？现在是按300万常备军算，如果按战时扩编算，苏联二战扩充的兵员超过了1000万，这又需要多少储备？这还只是讲数量，更重要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武器在更新，作战方式在变化，我们究竟该怎样准备战争？

“这就摆出了个问题：不仅要研究今天的战争，更要研究明天的战争。早打、晚打，对战争准备来说，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被眼前的局面所束缚，那我们就无力发展。不忘战备是对的，但战争并不是就迫在眉睫，我和杨勇同志就多次说起过。当然，他们有压力也是实在的。”

后来我知道，他的这个思想，曾在军委多次谈过，只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利害关系自然也就不同了。军委副主席张震当时任副总长，我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