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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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当然知道，这个任命寄寓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集体对他的厚望，也融入了他们对他业绩和人品的肯定。
上任吧，老爷子！
1980年的中国，敲响了商品经济的大门。
中共中央文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小康”。一年前，邓小平用这个普通百姓都能听懂的名词来表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老新闻回放：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兰州附近一个叫李德样的农民，一年赚了1万元。从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万元户”。
就在同一个月份，邓小平视察北京前三门地区，说出了一句话，住房要商品化。由此启动了漫长的房改之旅。无产阶级从此成了有产阶级——房产。
1980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苏州市打破了统一分配的传统做法，对6000名青年，实行自愿报名，量才录用。“下海”、“跳槽”顿时席卷全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一下子减少了3470万。更多农民离开本乡故土闯荡城市。
1980年10月份，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私人小饭馆，每天接待几百名顾客。
奔小康、万元户，下海、经商、承包、私营、出国、留学、留职停薪、自谋出路……当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像潮水般涌来时，地处穷乡僻壤的国防工业领域开始躁动了。在父亲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上，来自基层的领导叫苦不迭。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不啻于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原子弹带来的冲击波，一时沸沸扬扬，将有军心大乱之势。
在大西南广袤贫瘠的山沟里，众多的国防工厂和基地如繁星闪烁。
长时期的备战备荒，使中国经济处于准战时状态。毛泽东说，各省都要能造枪造炮，打起来，可以各自为战。他还问，江西，你们能造飞机吗？
飞机造得怎样，一言难尽，但步枪、手榴弹则源源不断。
一个导弹工厂往往绵延上百公里；每天传送加工部件，就要上百辆车往返。一个坦克厂，发动机在内蒙古，火炮在四川，装配在湖南。规模过大、分散重复、自成体系、结构单一，这些只从备战一个指标出发形成的布局结构，其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顾国情和国力，高指标、大计划、高速度，盲目快上，大大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几十年下来，国防工业，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步履蹒跚，快走不动了。
20年来，大批科技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报国热情，告别大城市，历尽艰辛，为共和国贡献出大好年华，而他们至今还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父亲说：“听了，都让人心酸。”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经费条件下，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呢？穷兵黩武是没有出路的，其结果，只能是在与苏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被他们拖垮。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又是必须解决的，刻不容缓的。
他们这一代人在这条路上走了30年，现在都老了。面对“文革”结束后青黄不接的断代，他们似乎还有责任，要在白发之年，把中国这节列车推出低谷。
国防科技工业的出路在哪里呢？
1981年10月，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紫阳：……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这是一次工作例会，涉及到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让我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节录如下。
张爱萍：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我先谈远一点的。
两弹一星是搞出来了，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核工业很困难，要扶持，要给它找出路，晚了，人才、技术、设备都会流失、老化掉。摆在面前的，也是紧迫的，是利用搞核弹打下的基础，尽快转型，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这不仅是二机部，也是国防工业今后的出路。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我们不能说是个产油大国，煤炭有过剩，只是暂时的，核电是支力量，尤其在南方。但核电发展走什么路子？还是老经验，自力更生，把鼻子拴在外国人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国务院要下这个决心！现在就要下！
下面我再谈谈秦山。
第一，秦山虽小，但小有小的优势。从我国情况看，用得多的还是30万～40万千瓦小型的。在大型领域我们还争不过人家，在中小型上突破，占有一席之地，是可能的。秦山搞出经验后，可以向国外输出，路子会走得开。
第二，大亚湾是引进，秦山是自己干，自己干和引进，并不排斥。即使要引进，自己搞过，谈判时，地位就大不一样了。同时也有利于消化。
总之，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
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长时间的沉默）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看得出，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老毛病又要犯了。无怪毛泽东说他爱犯上呢！）
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冷场，又是沉默）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赵：是不是都冷静一下。主管的同志清楚吗？
（答：不清楚。）
张：我早就把王淦昌、姜圣阶他们写的报告给你转去了。
赵：我是没有看到，主管引进的同志看到没有？
（答：没有。）
张：我亲自给你的秘书打了电话，他说，给首长看过了，也批了，已经转给计委了。你敢说没有看过？（父亲回忆到这里，得意地说：“哈，他一下子把脸涨得通红。”）
（沉默……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方毅：时间到了，是不是先让大家吃饭啊？
耿飚：你们继续吵，我可要吃饭去了。（做夹起包要走状）
这是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关于中国核电发展的争论，在经过了国家各部委的长期论战后，终于把国务院最高层卷进来了。
中国核电起步，路程漫漫。从第一座反应堆建成到第一座核电站，美国用了15年，苏联8年，英国9年，中国呢？33年。
早在1957年，军用核反应堆就考虑了发电问题，只是后来发电部分没有建起来。核武器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1970年，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三次提出要搞核电站建设。1974年3月31日，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命名为“728”工程。但是由于“文革”动乱，工程迟迟未能动工。
矛盾是从1977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后开始的。法国承诺，提供贷款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一座核电站。
水电部据此筹划在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国务院也于1978年批准了从法国引进两套90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
这一动作，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核电的发展，是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还是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
不久，一机部参加进来，认为再搞30万千瓦的意义不大，1978年8月正式提出停建“728”工程。
二机部马上反击，“728”在科研、设计、设备制造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且国家批准的7个多亿，已花了近2个亿，岂有下马之理？
当时，水电部是核电的主管者，掌握权力和资金优势；一机部是大型设备的制造者；二机部是动力堆和核燃料的提供者，具备核技术的人才优势。
1979年1月，谷牧副总理出面协调各方。
反方认为，30万千瓦太小，技术落后，国外早已淘汰，没有价值。既然决定进口90万千瓦系列的，再搞一个技术上把握不大，又无发展前途的大项目，是不合理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练兵，而花掉6、7个亿，是否值得？不如用“728”这笔钱来搞核燃料的浓缩加工和勘探。他们还提出，应以国际先进技术为起点，没有必要一步一步地从头搞起。发展核电从90万千瓦搞起，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加快步伐，争取时间。
二机部恪守自己的阵地决不退让。
最后的表决是：一机部、水电部、国家建委主张“728”工程下马；国防科委、二机部、国家计委坚持继续干下去。3比3平。
不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华国锋说：“千万不要这个东西，战争一打起来，人家一炸，你自己放出来的污染就把自己消灭了，现在不能搞。”好嘛！华主席的一句话，把两边都“啪司”了。
但这时的华，他的政治生涯已快走到尽头。一个月后，国防科委又把这件事捅到军委去了。邓小平批示，由二机部抓总。这一招很厉害，授权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把更多的同盟军拉了进来：机械委、化工部、中财委、国家科委、国家能委、上海市……
但争论仍在继续。既然是邓让二机部挑头了，于是，1980年10月20日，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给我父亲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他写道：
“正确的核电引进政策不应该是全套进口，而应该在实现技术转让的前提下引进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引进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进电力生产能力，而是引进核电技术，最终建立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
王淦昌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一重大工程的决策是欠妥的。”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
父亲对这封信很感兴趣，这对困境中的中国核工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资料记载：1981年3月，在张爱萍同志的主持下，国防科委与二机部（核工业部）联合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上来”（即“保军转民”）的发展方针，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核科技工业开始了“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历史性战略转变。
1981年11月，国务院再次批准了“728”工程，1982年11月，又批准这个工程的选址方案，建在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终于破土动工，正式启动了原子能和平利用，为经济建设服务、造福人民的进程。与此同时，整个核科技工业的军转民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
若干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当我说到，核燃料还要买人家的，就必然会受制于人时，别人都不讲话了。这句话可能刺激了他。过了一会儿，赵突然站起来，说，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讲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是讨论问题，听到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不合自己的意，就认为是给你扣帽子，这种作风，别人还怎么讲话？
“我当时还是忍耐住了。主要考虑两个，一个是不必争辩了，他是总理，我是副总理，组织上是要服从的；再一个我怕他说我摆老资格。我理解他当时之所以那样急，是第二天要跟法国人拍板。不过，第二次国务院开会时，赵还是说了，爱萍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那样说是不妥当的。
“我曾给谷牧打过电话，提出不管怎么样秦山核电站应该我们自己搞下来，纳入政府规划。后来谷牧还把王淦昌、姜圣阶找了去问情况。他们的态度也是不管怎样，要保住秦山核电站，他们还给赵紫阳写了报告，我也看到了。”
这件事后来提交到书记处讨论。我看到国务院办公厅提交的会议纪要，写法上是按副总理的排名顺序，依次说明每个人的态度。写到父亲这里，对这个挑起事端的主谋，只用了两个字：“同上”。看得出，对方底气不足了。我想，大概他们已经能判断出最后的结局了。
胡耀邦最先表态支持。当时的具体文件我没有找到，只看到他后来在1984年批示的一段话：“我是完全赞成张部长的批语的。有些事关系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