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裂-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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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以上两诏实为一诏的不同“版本”，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沼作了篡改。
关于光绪密诏的真伪问题，在此不可能详尽讨论，我要向读者汇报的是：在本书中提到光绪密诏之处，我采用了杨锐之子所献“版本”，而未用康有为篡改过的“版本”，以期更符合事实。
关于“锢后杀禄”之谋的真实性
军机四章京和康、梁在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诏之后，有没有实施联合袁世凯以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兵谏之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是坚决否认的：“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皇上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引者注：指光绪皇帝赐杨锐密诏及催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之诏，康有为对后者亦有作伪之嫌，兹不赘述）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
梁启超否认此事，自然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关于谭嗣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联袁铜后杀禄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不仅“当时北京之人”，近百年来所有关注戊戌变法史的人几乎都相信确有其事，并且不断被史料所证实，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毕永年系湖南人，谭嗣同的同乡、旧友，他在戊戌变法的后期来到北京，参与了康、梁、谭的兵变之谋，直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当日晨才逃离北京。毕永年日记的发现，证实了康、梁、谭确曾实施“围园锢后杀禄”之谋，虽未能如愿，但历史的这一笔却是不能抹掉的。我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提到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节，即本于此，而未从梁启超之说。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戊戌政变和袁世凯的告密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什么谭嗣同在政变第五天才被捕？以往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说法：袁世凯自北京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荣禄急速进京到颐和园面见太后，遂发生政变。近年张建伟在《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一书的《袁世凯的问题》一节中对此事进行了分析探讨，从政变发生前后事件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即政变前二日已经自颐和园还宫；光绪皇帝在9月20日上午9时后接见袁世凯，袁于当日下午回到天津；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下旨捉拿康有为；9月22日慈禧太后电寄荣禄，在津、沪等处严查康有为；9月24日，下旨捉拿谭嗣同等康党；9月25日即政变第五日，命荣禄来京，谭嗣同被捕。结论是：慈禧太后在发动政变时尚未接到由荣禄转达的袁世凯告密情报，所以才会在政变后仍向天津发报命荣禄捉拿康有为，而荣禄到政变第五日才奉诏进京，谭于同日被捕，这才是袁世凯告密的直接结果。在目前尚没有关于戊戌政变内情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上述分析和结论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
李鸿章与翁同龢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最有影响也是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纵观其一生，事件浩繁，波澜起伏，历来众说纷纭。在本书中，李鸿章仅在晚年出场，因此不可能对他的一生进行充分展现和评价。小说中所涉及的与李鸿章有关的重大事件：一为香港拓界，一为甲午之战，而在这两大事件中，他都负有出卖国土的历史罪责，无论如何是逃不脱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应邀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这番话划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晚清政府、与李鸿章的根本界限，香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被英国强占一个半世纪的惨痛历史，终于在1997年画上了句号，而当年亲手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将神圣国土拱手让人的耆英、伊里布、奕訢、李鸿章、许应骙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的历史罪责则永远也不能解脱。
李鸿章在香港拓界中的责任，本书中展现得比较充分，而关于他和甲午战争的关系，则有必要再说几句。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总指挥，失败后又是签订《马关条约》的中方代表，所以，只要一提起甲午战争，就必然要涉及李鸿章。百余年来，已有无数专著、史论、笔记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评价那场战争以及失败的原因，其中有些观点，是为李鸿章开脱责任的，试举例并分析如下：
一，有论者认为，光绪皇帝受翁同龢、文廷式等一些文人鼓动，贸然对日宣战，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言起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陆海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孝钦以勋旧倚之，謇等权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于是延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刘声木在《苌斋四笔》中说：“日本本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衅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此类论调，把甲午战争说成是几个文人为了“功名自见”，“密通宫闱”，光绪皇帝受珍妃“日夜怂恿”而造成的，不仅把一场反侵略战争庸俗化了，而且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实在不值一驳。事实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成为东方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急于向外扩张，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早在1874年就曾以武力侵占我台湾南部的琅桥岛，1879年又吞并琉球为“冲绳县”，至九十年代已作好了吞并朝鲜并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外相就曾对以保护使馆和商民为由赴朝返任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训令：“不惜一切代价，挑起中日冲突。”足以说明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此时，由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对日本的扩张积极扶植，英国为牵制俄国对中国的扩张，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也采取鼓励态度，俄国则因为在欧洲与德国、奥匈帝国的争夺牵制了力量，无暇东顾，也希望中日之间早日形成和局，以免得日本在华攫取太多的利益。国际环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有利，而那场战争又不可避免，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奋起抵御外来侵略，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而实际上，当朝鲜政府最初向中国求援时，倒是李鸿章首先听信了袁世凯的鼓动和日本驻朝鲜使馆一名译员不负责任的许诺“我政府必无他意”，未经请示光绪皇帝便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于1894年6月3日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练旅一千五百名进驻朝鲜，如果说“冒险主义”，那么这顶帽子扣在李鸿章头上倒是更合适些。但当战争打响之后，李鸿章却又寄希望于英俄“调处”，消极抵抗，畏敌如虎，贻误战机。光绪皇帝在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仗已是非打不可了，一位刚刚“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在面对外国入侵时，不畏强暴，力排“主和派”的悲观投降论点，坚决抗战，尤其是敢于“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实属难能可贵。直到《马关条约》草签之后，光绪皇帝仍然主张废约再战，他虽然最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的威逼之下不得已批准了和约，但内心极其痛苦，哀叹“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签署朱批时“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泪，奋笔书之”。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像磐石般压在他头顶的慈禧太后，甲午战争会是这个结局吗？
二，有论者认为，中国海军武器装备远逊于日方，而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又因与李鸿章有隙，挟私报复，在经费上卡李鸿章的脖子，使战争失利。李鸿章在1894年8月29日的奏章中说：“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使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迅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则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疍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禀清，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预算战备摺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话，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搏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王炳耀在《中日甲午战辑》中则明确地说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
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他对于兵舰是内行的，所说的中国兵舰与日本兵舰在新旧、航速、吃水深度等方面的差异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同一个李鸿章，在此前不久对于北洋水师的实力却另有一番描述。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中《李鸿章一贯主和》一文载：“光绪十七年，鸿章奉命偕张曜校阅海军。复奏详述经营海军之成绩，谓：‘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吞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敬，以期日进精强。’”这是公元1891年即甲午战争前三年，李鸿章自己所描述的北洋水师，“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尚能日异月新”这些话，是吹牛、浮夸，还是事实？为什么只字不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到了1894年春，“复由鸿章偕安定为第二次校阅，复奏又盛称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及台坞等工，一律坚固。两次校阅，威仪甚盛。奏入均获褒奖。在鸿章之意，以战虽尚无把握，以守固深为可恃。”同样，在这次临战之前的校问中，李鸿章仍然只字未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之类，只讲成绩，搞得“威仪甚胜”，并且和前次一样，“均获褒奖”。所以，“光绪帝则以海军成绩既太有可观，当日人之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乃允翁同龢之请而宣战，实信赖鸿章所经营而日进精强之军备耳。”如果说北洋水师的船只、设备果真陈旧、落后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以致成了战败的主要原因，那么，李鸿章为了“获奖”而大搞“浮夸风”当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