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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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冥间游荡,最后又回到阳世,与真身复合。当时文坛盛行“梦”和“戏”一致的观点,如赵士鳞评《江花梦》传奇时就曾说:“梦之为言幻也,剧之为言戏也,即幻也,梦与戏有二乎哉”?“列公不以戏为戏,而以为天下事惟戏最为真;不以梦为梦,而以为天下事惟梦最为实。故能识梦也,戏也,幻也,能形诸咏歌也”。梦就是戏,就是幻,也就是最真最实,这种创作观念在明末清初最为流行,到清中叶的乾隆朝,便不甚流行了。《长生殿》被时人目为“一部闹热的《牡丹亭》”,《红楼梦》也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背景,皆应是清初而非清中叶。
《红楼梦》中有一组相对独立的故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这组故事游离于全书故事主线之外,采用象征性手法虚构人物和情节,与全书的风格不甚协调。红学界研究《风月宝鉴》故事,截至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推测:一是《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前身,是曹雪芹“增删五次”的过程之一;但从内容上看,《风月宝鉴》的故事显然演变不出《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此推测应属无稽之谈。二是《红楼梦》是由《石头记》和《风月宝鉴》二书合成的,是曹雪芹在创作中纳入的另一组故事;但书中“红楼梦曲”本身就是在《风月宝鉴》故事中描写的,此推测似亦难成立。三是刘心武先生独创的“秦学”,推测秦可卿是什么“失势王爷”的女儿,是废太子寄养在民间的后代,此说匪夷所思,无任何可信证据支持,凡严肃学者几乎都嗤之以鼻,无须辩驳其正误。
红学界对以下结论争议不大:《风月宝鉴》的故事并非真实故事,就像寓言童话一样,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因此,无须探讨秦可卿、秦钟、贾瑞等人是否实有其人,更无须推测他们的身份地位。那么作者在描写《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前,为什么要描写这样一组与《红楼梦》主旨并无必然联系并且显然是虚构的故事呢?当你明白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康熙朝大文人洪昇之后,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知道,《红楼梦》是洪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洪昇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长生殿》,《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创作手法都刻意模仿《长生殿》。洪昇因创作《长生殿》而闻名,又因演出《长生殿》而罹祸。《长生殿》这部令洪昇终生刻骨铭心的作品,描写的主要内容是“占了情场,弥了朝纲”,正面看是“红颜”,反面看是“枯骨”,其主旨是警劝风月,正是一部所谓的《风月宝鉴》。梁清标曾称赞《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的《牡丹亭》”,梁清标正是大名鼎鼎的“棠村首相”,脂批中透露的“棠村”就在这里。
《长生殿》是一部典型的描写“意淫”“为闺阁增光”的著作,洪昇正是“独得意淫二字”真谛、“于世道中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情种”;《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隐指的就是《长生殿》中的“蓬莱仙境”;“太虚幻境”中的那个“兼美”的“可卿”,就象征着《长生殿》主角杨玉环;宝玉不肯睡在挂“燃藜图”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联的房间,而睡在可卿那充满淫荡气息的房间内,就曲折表达了洪昇不务仕途功名、“耽搁花笺彩纸”、创作《长生殿》的人生历程;“荣宁二公”嘱托“警幻仙姑”劝导宝玉,“警幻仙姑”不忍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劝导宝玉“留意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正是洪家对“略可望成”的继业者洪昇的最后期望;“痴儿”宝玉最终未“悟”,不肯“作速回头”终于“堕落”于凶险的“迷津”中,正是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遭遇人生最惨痛打击的真实写照。
《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可怜、可恨又可厌的贾瑞,由于“正照风月鉴”而悲惨地遭人戏弄,最终龌龊而死。对这个贾瑞的不堪描绘,应是洪昇对当朝皇帝玄烨的曲折鞭笞!康熙二十八年中秋,洪昇因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震怒”的皇帝革去了“国子监生”的功名,并被“枷号”下狱,受尽了人生屈辱。因此,洪昇必然对处分他的当朝皇帝恨之入骨。洪昇获罪的理由,表面上看是由于“非时演出”,没有遵守“国丧”期间禁止娱乐活动的规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长生殿》描写的是唐朝皇帝李隆基因骄奢淫逸而失去江山的真实故事,《红楼梦》中把秦可卿的判词描写为“宿孽总因情”,把她的图画描绘为“一张弓上挂着香橼”,“一个美人悬梁自尽”,这正是《长生殿》中杨玉环的真实下场。据史籍记载,康熙皇帝看了《长生殿》之后,以为“意存讽刺”,内心震怒,又不好坐实罪名,因此以“演出非时”为名,把创作者、演出者、观看者一网打尽。当时的文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皆因朋党怒,乃在伶人戏?”“慎勿浪传君传之”,就是当时文人提醒洪昇的诗句。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确实是没有看清“风月鉴”反面的劝惩意义,而是“正照”了“风月鉴”!《红楼梦》中把贾瑞的表字取名“天祥”,让他龌龊地“淫死”,应该有暗讽并诅咒当朝皇帝的潜台词。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应是隐写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严厉惩罚的故事。“天香楼”未必是东府的闺阁香楼,而是隐指演出的“戏楼”,康熙年间北京确实有“戏楼”名为“天香”。秦可卿大出殡,隐指的是《长生殿》在佟皇后“压地银山”般大出殡时受到惩处。“箕裘颓坠皆从敬”,隐指世人讥刺洪昇“箕裘颓坠”,原因在于“敬”;洪昇“国丧”期间“聚演”的罪名正是“大不敬”!“造衅开端实在宁”,说的就是洪昇倒霉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此。联想到《红楼梦》中焦大的臭骂:“爬灰”和“养小叔子”,就更加发人深省:《长生殿》中的李杨爱情正是唐明皇霸占儿媳“寿王妃”,康熙年间,关于清宫廷中“太后下嫁摄政王”、摄政王纳侄媳为“侧福晋”的传言漫天飞,洪昇如此写来,正是指斥朝廷指斥皇帝才是“箕裘颓坠”的罪魁祸首!
《红楼梦》中用特笔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北静王”“路祭”,并接见称赞贾宝玉的情节,红学界迄今也无人能说清作者描写这一情节的真实意义。据史籍记载,洪昇在京期间,由于惺惺相惜,与“庄恭亲王”世子(乃帝清年下江南之豫亲王多铎之孙)往来密切,洪昇创作《长生殿》,就是受到小“庄恭亲王”的怂恿和鼓励才进行的。洪昇因《长生殿》罹祸,小“庄恭亲王”内心之愧疚可想而知,所谓“路祭”,不过是对洪昇出狱后加以安慰的隐写而已。
《红楼梦》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在古汉语中,“红楼”既有富家闺阁的意思,也有皇宫内苑的意思,还有青楼楚馆的意思,另有佛寺道观的意思。为这部小说取名《红楼梦》,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书中主题,与“红楼”代表的这些概念都密切相关。
第一节 四王八公
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品的“末世”背景,书中交代的“金陵”、“石头城”地名,便十分清楚其正确含义了。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后,定都地点是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别名石头城。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朱允汶的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登基后把明朝的首都迁往北京,但仍保留了南京的“陪都”地位,保留了南京“六部”建制。后来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就是以南京“六部”为基础建立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冷子兴从“石头城”“老宅子”旁边经过,看见的是仍然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其实这并非是交代一个官僚家族的“老宅子”景象,实际上是交代大明王朝的“老宅子”——南京故宫的景象!末世的福王政权就建立在这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正所谓“英雄气少,儿女情多”,大清军队与李自成残军两支大兵压境,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红楼梦》书中交代的富贵人家在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依然昼夜不停地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贾雨村走贾政的后门,被实授“金陵应天府”,聪明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官职!南京称“应天府”,是只有大明王朝独一无二的称呼。朱元璋建都南京,他的四儿子朱棣迁都北京,但仍把南京作为陪都,称“应天府”,将北京称为“顺天府”。明朝灭亡以后,清廷定都北京,南京不再保留陪都地位,撤消了“应天府”,改设“江宁府”。清朝初年,民间对南京的称呼十分混乱,有的称“南省”、“南直隶”,有的称南京、“江宁”,有的仍然称“应天府”,不过,到了清朝中叶,称呼便逐渐规范了。《红楼梦》中,“应天府”、“江宁县”、“南省”、“南直”、“金陵”、“南京”、“石头城”等称呼同时都出现过,可见是典型的清初民间称呼法,这种称呼法只存在于顺治、康熙两代,乾隆时期的人们,绝对不这么称呼。从这一点看,曹雪芹生存的年代,绝对不会如此称呼南京的。
《红楼梦》书中特意交代“金陵”、“石头城”,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交代“金陵十二钗”的背景。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六朝以后,就一直是全国青楼楚馆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明朝末年,包括南明时期,这里涌现出“秦淮八艳”等一大批著名的高级妓女,如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王修微等。她们与“江南四公子”等文人政客,在秦淮河畔演出了一幕幕英雄美人的凄婉故事。这些妓女不仅貌美,而且多才,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她们的故事,在明末清初,是文人笔下创作最多的题材。《红楼梦》同《桃花扇》一样,也应是以“秦淮八艳”的生活实际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其实,《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该书是记载金陵城“风月”故事的。何谓“风月”?说得雅一点,不过是青楼楚馆这个风月场中发生的故事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红楼梦》第十四回秦可卿大出殡场面描写中,亲来送殡的有“八公”,即镇国公牛清,理国公柳彪,齐国公陈翼,治国公马魁,修国公侯晓明,缮国公名字未表,加上宁荣二公,即“当日所称的八公便是”。路祭的有“四王”,即东平王,南安王,西宁王,北静王。并且交代,四王中“当日惟北静王功高”。
红学界关于“四王”、“八公”的考证,真难坏了诸多红学大师。按照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推论,这“四王”、“八公”必然是清朝的王公,可是在大清王朝建立之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什么“四王”、“八公”,只好葫芦提了事。但是,当你否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把考证目光由清朝转向明朝时,“国初”的“四王”、“八公”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俱封为王,其中嫡生儿子被封为四大亲王,就是秦王朱,晋王朱桐,周王朱和燕王朱棣。燕王朱棣封地在今天的北京,所谓“北静王”,指的应该是他的子孙;朱棣后来当上了皇帝,所以功劳在四王中当然最高。
所谓“国初八公”,指的是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当时被封为“国公”的有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共七个公爵。其中鄂国公常遇春已于洪武二年卒于军中,当时封公的实为六人,加上宁荣二公,共八人,是为“八公”。
这么说,“宁荣二公”难道真的有生活原型么?是的!不过不是国初洪武三年封的公爵,而是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封的公爵。宁国公王真是朱棣“靖难”起兵的大将,后死于战阵,生前被封为金乡侯,洪熙三年被追封为“宁国公”。荣国公张玉是追随朱棣起兵的另一员大将,“靖难”之役中在东昌战死,他的儿子张辅也因军功被封为英国公。张玉和王真,都是战功赫赫的猛将,是朱棣夺取天下的大功臣。《红楼梦》中借用“宁荣二公”的名分,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交代明朝的特殊背景。
如果《红楼梦》描写的是南明末世的南京故事,那么,“四王”与“八公”此时有可能齐集南京么?是的。朱元璋封的“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