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后全传-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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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4年，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张氏被封为太子妃。太子虽立地位却并不巩固，“靖难”之时，成祖曾令世子朱高炽与朱高燧协守北京，朱高煦随己征战，高炽有守城之功，曾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大军于坚城之下，为成祖解除后顾之忧。但是，居守不如从征功显，高煦凶悍善战几次救成祖于危急之中，成祖平日就有宠于他，曾对高煦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明史纪事本末·高煦之叛》）此时以权位相许，高煦认为自己将被立为皇位的继承人是确定无疑的了。没想到却因一个女人和小儿就立朱高炽为太子，封他为汉王，而且封国远在云南。朱高煦因此心中怏怏。埋怨说：“我何罪之有？斥于万里之外？”赖在南京不去就藩。成祖也感到自己食言有负于高煦，故改封于青州（今山东益都），又托故不肯离去。且不惜设构离间加害太子，阴谋夺嫡。
永乐三年之后，成祖多次巡幸北京、亲征漠北，几次命皇太子朱高炽监国，裁决政务。监国期间，他注意爱护臣下，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树立了一个仁厚君主形象。其间虽历尽艰阻，但朝无废事。特别是当高煦、高燧与其同党伺隙谗构觊觎皇位时，有人问皇太子是否知道有谗人相间，朱高炽严词道：“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可是，高煦图谋不轨，联结宦官、酷吏谗言太子，加深了成祖对太子的猜疑，几欲废皇太子之位。他召集朝臣商议此事，朝臣以为：朱高炽为世子是太祖朱元璋所立，今为皇太子又是按“祖训”嫡长之议按序而立，如果废除就等于破坏祖宗之法。也必然引发皇权再纷争。于是，朝臣纷纷奏请皇上保留原议，勿轻信谗言。成祖勃然大怒，遂将这些竟敢违忤其本意的大臣一个个下狱治罪。原为宠臣的解缙因上谏汉王“礼制逾嫡”而成罪囚，不久致死，受牵连的大臣多人也死于狱中；以敢言著称的大理寺丞耿通也因屡谏成祖“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改”（《明史·耿通传》）被置于极刑。阁臣黄淮、杨溥皆因亲近太子，设由获罪下狱。一时谁也不敢再为太子求情了，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成祖惩治了这么多亲近太子的大臣，为高煦、高燧夺嫡阴谋敞开方便之门，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这又引起成祖的警觉，他联想到最近围绕着太子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总觉得有些蹊跷，为万无一失，他想先命侍郎胡濙暗中调查清楚，再来决断皇位继承人的归属还为时不晚。胡濙奉命明察暗访之后，密奏成祖说：“太子诚敬孝谨”。正好此时高煦、高燧的阴谋先后被揭穿败露，成祖方幡然醒悟，太子之地位始安。
公元1411年，即永乐九年，成祖又立“圣孙”朱瞻基为皇太孙，也就是皇位的第二位继承人。自此之后，成祖有心专门培养瞻基，每当巡幸征讨之时，也皆令瞻基相从，还特命学士在军中为皇太孙讲经论史。如果有谁一提起这位皇太孙，成祖总是情不自禁夸道：“这个孙儿，他日必定是个太平盛世天子！”所以说，朱高炽太子地位的保全，除靠他的努力及诚敬获全外，也有赖于其妃张氏和长子朱瞻基。有史为证：《明史·张皇后传》载：成祖恨太子太胖，甚至减削太子膳食，“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这“后”即张氏。而《明史·宣宗纪》又说：“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这太孙就是朱瞻基。
公元1424年，成祖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即仁宗。册立张氏为皇后，立长子朱瞻基为太子。
仁宗审时度势，勤于国政，信任内阁，重用能臣“三杨”（杨溥——仁宗老师，杨荣——多谋善断，杨士奇——刚正不阿）辅政，大有开创“太平盛世”之势。可惜他仅仅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溘然长逝了。终年48岁。
仁宗死，由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尊张氏为皇太后。宣宗年轻，张太后为皇儿理政十分担忧。她仿效太祖帝马皇后，恪守马皇后所制诫谕，参政而不乱政，有权绝不弄权，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重才纳贤，同心辅政。宣宗对母亲十分钦敬，军国大事皆禀太后裁决。
在张太后的辅佐之下，阶级矛盾有所缓解，社会大有进步，史称此时为“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廪充羡”。又与仁宗并称为“宣仁之治”。
公元1435年，也就是宣宗在位统治的第十个年头，因遭疾病袭击，不幸英年早逝。朝臣们悲憾之中，一边料理他的后事，一边又期待着新君临位。五、六天过去了，仍不见太子登基，朝廷内外不由得纷纷攘攘，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太子年幼，张太后将召立远在长沙的襄王进京为新皇帝。襄王是张太后生育的第三子朱瞻墡，诸王中除早逝的数他最年长，且为人庄重，贤德有礼，众望颇属。但是，张太后不愿看到历史上惊心动魄的骨肉相残之事再发生。按照传统宣宗有子即应是法定的继承者，她立即召请大臣到乾清宫，指着太子哭着说：“这就是当今的新天子呀！”众朝臣慌忙叩头高呼：万岁！人心安定下来，谣言随之平息。
新皇帝朱祁镇即英宗，嗣位一个月后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鉴于皇帝只有9岁，宣宗弥留之际，遗诏国家重务必须禀报张太后。朝臣们也因为张氏自仁宗、宣宗两朝参政以来的政治威望及高尚的美德，联合奏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太皇太后义正词严拒绝说：“我不能坏了祖宗的法规。”朝臣更加敬重太皇太后的人品，尽管没有垂帘之形式，众臣仍将军国大政一一启奏于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也不让众臣失望，下令将奏疏悉交内阁，由“三杨”议决，然后施行。
张太后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宫廷喋血事件，又继续保持与“三杨”之间默契配合，使仁、宣之治在英宗初年还能闪其余辉。
张太后在参决国家大事时，始终不忘“治天下者，治家为先”的古训，她把入宫以来所遵从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一系列告诫妇女的谕条，用以治理好皇家诸事上。
仁宗除立张皇后外，按照帝王生活的惯制，他还可以有成群的嫔妃。据《明会典》记载，册封为妃的就有7位，仁宗死时有5人为之殉葬。这些后妃为仁宗生养了10子、7女。其中生有3子的皇庶母恭肃淑妃郭氏，也在殉葬之列。仁宗皇帝在位不及一年，统治地位还未巩固就匆匆而去，又留下这十几个年幼子女，对张太后说来，既有国家这个大“家”待她裁决政务，又有皇室小“家”等待她来主持。她默默地承受着，以其贤德表率两宫，治平家事。她对仁宗的子女一视同仁，教养得法。当政的宣宗皇帝就是一例，另外史书颇有称道的还有贤妃李氏所生朱瞻竣，即郑王。张太后所生另一子朱瞻墡，即襄王。仁宗死后，张太后曾命兄弟二人同时监国，以待宣宗从南京返回就位。
公元1426年，即宣德元年，郑王亲征乐安，仍受命与襄王居守，兄弟二人协同努力，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从不居功自傲。郑王死后，襄王在诸王中居长，宣宗去世，曾有谣传欲立为皇帝，被母后张太后制止。尤其是侄儿英宗亲征瓦剌时，国内无主，宣宗的皇后孙氏见襄王贤德想让他入宫暂时代理，襄王仍洁身自爱，他写信让孙太后请立皇长子朱见浚，让英宗的弟弟郕王监国。郕王即位后，英宗又回京了，他又写信给皇上，提醒要尊敬英宗，早晚问安。英宗复辟成功后，有感于襄王的人品，把他比为周公，特意在宫内设宴招待，为他设襄阳护卫，预筑茔墓（一般只有皇帝才可预建墓地），特准他过年时也可以带儿孙出城猎狩，给他的待遇超过任何一个封王。襄王曾有两次做皇帝的机会都主动让贤，毫无怨言，传为一代佳话。
张太后把皇室这个特殊的家庭治理的井井有条，只有一件事张太后深为遗憾。
宣宗为皇太孙时已完婚，由张太后亲自指婚，选锦衣卫胡荣的女儿胡氏为正妃，选孙主簿之女为嫔，及即位，册立胡妃为后，孙嫔为贵妃。胡皇后静穆端庄，但体弱多病，不受恩宠；孙贵妃姿色俊俏，且工于心计，一向深受宠爱。可惜，两人都没能给宣宗生下龙子，这在帝王之家是最不幸的了。孙贵妃谋取宫女之子为自己的儿子，即英宗朱祁镇，之后孙贵妃更得幸眷宠，宣宗遂于宣德三年（1428年）废胡皇后，册孙贵妃为后。
孙贵妃父亲孙主簿，名孙忠，为邹平人（今山东邹平），在永城县任主簿时，与张太后的母亲彭城伯夫人相识，见孙忠的女儿长相不同凡响，让张太后召之进宫，时年尚幼，则由张太后亲自抚养。宣宗完婚时，也由张太后做主选为嫔位，又封为贵妃。按情理说，张太后与孙贵妃之间的关系要亲于胡皇后，可宣宗之前，明代尚无废后之事，这等于违了祖例。张太后知道后，非常气愤，责问宣宗：“胡皇后是当年懿旨指名册立，既未失德，何以妄行废立？”宣宗早命辅臣商议举过失废之，实在是无什么失德之处，但宣宗决心已定，故答称：“皇后身有奇疾，不能生育。”如照此布告天下，岂不有损于一代有德圣君的形象，后杨士奇不得已，建议让胡皇后辞让。胡皇后被废，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张太后看已成事实，只能自责教子无方，她很同情胡氏无过被废，时常召胡氏到自己住处清宁宫居留，内廷朝宴时的规格仍以皇后等级奉侍，且居孙皇后之上。胡氏无比感激太后的恩德，张太后去世，她悲恸欲绝，第二年就随太后而去。
公元1435年正月初十，新天子朱祁镇就是明代第六位皇帝英宗即位，改明年为正统元年。
英宗是明代第一个少年天子，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问题。张太皇太后为使小皇帝不忘祖辈立业之艰辛，请出祖训来，让英宗每天五鼓时，就披衣起身，由司礼监顶着祖训来宫门前跪诵，英宗在床上跪听，完毕再离床梳洗，然后乘辇临朝。实际上这个规例在宣宗时已经废除。英宗年小嗣位，让他自幼培养勤政之良风是大有必要的。
明代初期的几任皇帝，即位后接受正式教育的形式是开“经筵”。那时，没有固定场所和明确日期，不十分认真对待。英宗的教育则不同，它包括最起码的启蒙教化，稍一疏忽，将误其终生。正统元年，“三杨”上疏，请求太皇太后早开“经筵”择老成重厚、识大体之人供侍讲之职，太皇太后欣然赞同，令礼部尚书胡濙议定经筵注仪。二月，在英国公张辅和三杨主持下，经筵正式开始。按照注仪，每隔十天以每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三日为讲期，皇帝要在早朝之后前往文华殿，听翰林讲官授四书五经及历史，一些重要朝臣也前去参加。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不像经筵那样礼仪繁琐，但要求皇帝反复诵读规定的功课十数遍之多，故英宗登基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履行皇帝必须躬行的各项礼仪。至于朝廷大事，则由太皇太后抚帝听政，三杨、胡濙等辅政。他们继承仁、宣之业，尚保海内之富庶，朝野之清明。可岁月不饶人，转眼张太皇太后与三杨步入古稀之龄，体衰力竭，已无太多的精力参预朝政了，随之危机也逐步来临。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位后，他便把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本来，太祖初年曾制法度，严禁宦官预政。不许内臣读书识字。成祖时，“靖难之役”得宦官协助，即位后授以军权，宣宗时又设内书室，选小宦官读书其中，从此宦官通文墨，司礼监成为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秉笔太监则享有“批红”的权力，代替皇帝批答数量繁多的奏章，不过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若有犯法，则置之重典。英宗幼年即位，宦官恃宠，王振又掌握了这样重要的机构，便利了他逞奸窃权。
王振原为一名儒士，后净身入宫，为英宗启蒙老师，王振为人狡黠，善于观颜察色，迎和皇帝的旨意。他小心翼翼、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