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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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精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高龄和几星期前摔了一跤而有所损害，她热心地观看这个同旧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宋庆龄看见这位硬朗的妇女感到非常欢欣，倾慕她的记忆清晰、精力不衰、战胜年龄。
她还欢迎了许多日本来访者，包括她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些日本家庭的后辈。她同孙中山一样，是中日两国目光远大的人士间友谊的象征——这种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曾经存在，现在又在新的平等的合作中新生。
在文化生活方面，她同西方音乐的重新接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已提到，她因病未能出席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感到十分遗憾①。她饶有兴趣地听了其他一些音乐会。她在私人通信中写道：“经常有一些令人心旷神。冶的演出，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就是其中之一。”②她曾在演奏结束后走上台去向这位音乐大师表示感谢，还曾参加邓小平对他的接见，并且很喜欢他那种热诚的性格。她特别赞赏他对中国年轻小提琴手的注意、信心和培养。在通俗音乐方面，她很喜爱美国影片《音乐之声》（及其反法西斯的故事情节），曾多次在家里放映招待客人（特别是年轻人）。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朋友”，1979年5月25日。
②同上，1979年6月28日。
但在影片进口方面，70年代后期开始有大量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可能因为这些东西价钱比较便宜），她对此很感不安。虽然她不是那种拘谨古板的女人，有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忍不住发火：
“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象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找不到扶我走路的那个人，只好坐着不动……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①
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过的她在1917年给梅屋家人的信中所显示，她对于电影一直很有兴趣并且很早就了解它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很想去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对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中国电影界先驱之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国民党员）询问情况并说她虽只看过少数几部，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时，她特意写了祝辞“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着《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9—163页。
宋庆龄自己为多种痼疾所苦，所以对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关注。博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之友柯弗兰病重，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她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在他去世后，她写道：
“这样一个好人过去了，多么使人悲恸……他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极真诚的人，我们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同她有半个世纪深交的知友、他们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成了她老挂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们振奋起来，他们也不是那种老爱呻吟叫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使她开心。他们都是在她之后才去世的。本书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时也病了。她在信上说：“如果邱茉莉需要什么外国药，请告诉我，我在旧金山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寄来。”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来的朋友后来在思想认识上同她分道扬镳了。对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旧。
伊罗生30年代在上海时曾是宋庆龄主持的民权保障大夙盟的积极分子、《中国评论》的主编，但后来转向了——先是成为托派极左分子，后来又向右转，在美国成为替官方服务的教授。但宋庆龄没有忘记他过去一道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那个时期，鼓励他重访中国。他后来同妻子维奥拉·鲁宾逊来华时，她仍热情接待他们，未因观点不同而受影响。
美国老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曾为宣传宋庆龄及她的政治观点做了许多工作。但后来他的自由主义极大地褪色了，到了麦卡锡时代，他竟跟着乱叫乱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寻而双双死去（他先开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起了他过去的好处：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时，因为朋友们都忙于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没有什么英文的读物来消磨时间，他是唯一给我写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无日期）。
（五）同亲属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她先是通过第三者打听现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后来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中国访问的人获得签证。这是同国家的一项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的新政策相适应的，这个新政策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同她自己的亲属感情相适应的——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亲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给理查德·杨的信①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杨同他们是很熟的：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她最喜欢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
“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化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遗孀婷婷联系上了：
“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关于孔家，她看来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建立联系。事实上，她后来嘱咐理查德·杨“请不要为了我去找戴维他们”。但她对其他亲属还是很关心。他问杨：“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遗孀劳拉（张乐怡）：“听说劳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颤性麻痹症），这种病很难治……”①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了孙中山的女儿“孙金琬（格雷斯·戴）刚在澳门去世，因为摔了一跤。”②
①同上。此信第1页未见，故日期阙。
②同上，1979年7月12日。
但她确实同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她们住在美国加州，后来曾回中国探亲，她接待了她们及家人。她在1979年7月给杨的信①上说：“我丈夫的孙女珀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在另一信里，她提到任孙女罗恩娜·林（孙霞）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彼得·孙），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到中国来经营中外合资旅游饭店。
①同上，1979年7月6日。
在她逝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①。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
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写的，中译文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页。
据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她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着）的回忆，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沈说：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话传给宋美龄：她姐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讯。”①
①本书作者1990年4月15日对她的访问。她已九十高龄，当时因病住上海华东医院，但记忆很清楚。
宋庆龄提到钓鱼台国宾馆，可见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
（六）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访美国，虽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不少美国朋友和相识的人又一次劝她去。
《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是她扩大接触面之后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复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怕是不能够去访问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讨厌的荨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对美国的感情解释为某种政治上的怀旧之情。实际上，她这种感情是很复杂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个国家渡过青年时代、结识许多朋友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以后的经历所形成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观点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从历史上看，她这种感情同她父亲当时那些不断发展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同孙中山的相通之处就更多了——只是表现方式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了（她从同孙中山结婚那天开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台以后更是如此），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衡量其公众影响。
她同美国及其政策的关系，与她同亲属及友人的关系一样，是为一个核心思想所决定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利益，涉及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进步的利益，由此来决定离或合、和好或对抗，也包括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且成长起来了——是在挫败外国势力进行干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种种企图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已成为国际生活中一个重大的、必须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国政府二十多年来对这个重要事实总想置之不顾，现在终究不能不加以承认了。对此，宋庆龄自然是高兴的。尼克松访华7年后，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她写信给索尔兹伯里说：
“我知道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为此曾作出了如此艰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兴。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这里同我们一道欢呼畅饮。”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索尔兹伯里，1979年6月2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弱民族尊严或平等意识。她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性格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讨厌——或者反而更加讨厌——中国实行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的盲目崇拜。她经常强调要对中国青少年加强有关祖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她抚养的女孩子J（较小的一个）同她的朋友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的入境签证手续，回来向她说了情况。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气愤地说：
“昨天美国大使馆对她们问了一些可笑的问题，如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J那时在上海念小学！”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她并不反对到美国去留学，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使中国得到有用的知识。这是她自己年轻时的想法，也是她父亲把孩子们送出去的动机。但她憎恶外国官员这样对中国人在本国的政治关系及活动进行盘查（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国家复兴的领导力量）。至于“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有多少错误，中国人在其间做了些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终究不是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事情。
造成她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中国百年来受欺凌压迫的历史，也由于中国当时这种屈辱的地位对她自己家庭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