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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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当孔祥熙两次发现国库出现赤字时，孔觉得这次机会实在难得，他要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1935年财政年度以后几年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因为此后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诚然，以后出现的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罪责，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中国的大银行现在由一个大家庭（不幸的家庭）经理。在孔祥熙的一连串运作下，杜月笙也成了当时一位十分体面的人物了。
他是许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真是无孔不入。无怪乎杜月笙自己设在法租界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之后利润保持稳定的少数几家私人银行之一。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帕克斯·科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仍然是黑社会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魁首。连在商界与他交往甚密的孔祥熙，也得提防着他的势力。在法币改革时期，孔祥熙吸收杜月笙参加了货币储备委员会。英国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杜月笙声名狼藉。孔祥熙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对李滋罗斯直言相告，说杜月笙“无疑是个投机家，还是一个流氓头子，但是”，孔祥熙在记录中写道，“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唯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混乱。”
孔祥熙和李滋罗斯关于财政问题的慎重谈话，是在孔公馆里进行的，当时宋霭龄在场，只因为她是宅第主妇。（这显然是孔家商谈业务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使宋霭龄得以利用她偶然听到的谈话。）当这两个人共谋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霭龄开始一步步提出她的“建议”。李滋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摆布，于是，他愤愤然中断谈话，大步走出了孔公馆。此后发生的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根据从谈话中所听到的，宋霭龄向杜月笙透露了政府在外汇交易方面即将采取应急措施的内情。杜月笙误解了她提供的情报。他投资不当，亏了本，损失5万英磅，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他不甘蒙受损失，抱怨孔祥熙，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李滋罗斯写道，“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送殡的人。”次日，孔样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在李滋罗斯叙说的从银市转改为纸币的过程中，他又提到财政上的一件怪事。这件事涉及1933年4月成立的农业银行。这家银行纵然不是由蒋介石亲自控制，也与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银行可供他私人使用，俗称“（鸦片）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收取鸦片税和海洛因税的渠道，受军事委员会首脑蒋介石的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到资金短缺时，这家银行就发行钞票。它的储备情况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当李滋罗斯要求这家银行在受权发行政府的新法市前，应遵循规定接受审查时，蒋介石大发雷霆。无人能要求农业银行公布它的账目。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金。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帐，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25万人。
后来由于美金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居里来重庆交换战后如何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美军反攻阶段在华军事供应等问题时，曾向孔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解决。孔独揽财政大权，尤其对外汇抓紧不放。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汇的申请与批审，表面上公布过一套办法，但是事实上除了蒋介石的支付命令以外，每笔外汇的支付，几乎都要经过孔的批准。他批外汇不讲原则，准驳之间全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好恶。有一次，一个留法学生刘羲光，为了印毕业论文，需要几百美金，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孔是该校的董事长，刘钻这个空子写信向孔直接申请，署名门生刘羲光。可能孔对“门生”两字发生了好感，孔就批了个“照准”，签了个孔庸之的“之”字。
孔在同僚中通常不开罪于人，他名字的英语缩写是H·H，所以有人称他“哈哈先生”。可是碰到外汇问题，他会一变常态，判若两人。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谁知孔一见这件公文，声色俱厉，将公文扔在地，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孔祥熙的一个主要手段，是滥发通货。有一次，为了办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秘书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多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孔祥熙一面为四大家族搜刮，一面又想尽办法，贪污自肥。这里所举的一个事例是他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其数额之大，手法的猖狂恶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乘机向美国借到一笔5亿美金的巨款，要孔计划如何运用。孔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3亿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
美金公债在1942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是法币20元合美金1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寥寥，以后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陆续传开，而且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100元合美金1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1943年春天，销售数量将达到5000万美金之巨。某一天，孔祥熙忽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昆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并且具体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当然遵照办理。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顾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接头，事前毫无所知，纷纷向郭质问，后知是孔的面谕，也无话可说。
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帐。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约5000万左右美金金额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二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昆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昆提出弹劾，将郭景昆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郭景昆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昆，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就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昆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皑后来向好友透露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家富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孔的秘书夏晋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昆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他自动离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结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