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榘锏穆执浅逼繇郑幌蛏窕А�
出乎查理所料，孔祥熙1906年在纽约时，曾在一次宴会上和宋霭龄见过面，其时她从梅肯北上，而孔则是耶鲁大学研究生。当晚，孔祥熙向宋家人夹叙夹议地讲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此后，他便成了宋霭龄的俘虏了。
关于宋霭龄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有以下描摹：宋查理终日忙碌，他正在成为百万富翁，又承担着革命党执行秘书的责任，与流亡异邦的孙中山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容貌平常，胖胖的活像个树桩子。但她聪明伶俐、天生的精明。宋查理走到哪儿都带上她，让她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加工厂、卷烟厂和纺织厂的内部生产或工作情况。他们乘坐私人黄包车。他的车夫又当他的保镖。在街市里到处走时，他向霭龄揭示上海市在其外表下隐藏着的一股弱肉强食的潜流。这些都助长了她敏锐的天性。霭龄成了他办公室里的常客。商人们到办公室来花言巧语弄走她父亲的钱，或拉她父亲加入前景莫测的投资时，她则坐在那里，从侧面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这一切。
到了5岁，霭龄要求上学，母亲却不以为然。查理带霭龄去见中西女塾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最时髦的外国学堂，是以曾经使宋查埋过上清苦的传教士生活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的名字命名的。理查逊女士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子、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宋查理和她挺熟。一段时间以来，她了解到宋查理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要解决：他的长女非常早熟，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理查逊女士听宋查理讲述了情况，同意接收霭龄作特殊生，由理查逊女士亲自辅导。这种安排与查理在圣三一学院享受到的待遇不无类似之处。理查逊女士明白，为照顾霭龄有必要通融一下，改变学校的某些规定。
开学了，宋霭龄辞别了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中西女塾。许多年后，她的女友项美丽谈起她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穿得整整齐齐，身着花格呢上衣，绿裤子；两条辫子扎着缎带；右口袋里装着一盒奶油香糖，左口袋里是一盒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另一辆黄包车跟在后边，车上拉着崭新的黑色小箱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所有东西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寄宿学校的地址。
宋查理把宋霭龄留在理查逊女士的书房里，直到他关上沉重的房门离去时，她才哭泣起来。
宋霭龄在中西女塾极受欢迎。这使众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宋查理则不以为然。她成了给学校带来吉祥的女主角。夏天，她在虹口的家里度过暑假。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打好了底子，可以同其他学生一起上正规的课程了。在她长到能够自己坐在自行车上时，宋查理带着她，驶过外滩，来到南京路上，在绿荫如盖的梧桐树下骑车兜风。宋霭龄10岁那年，宋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常常骑车飞奔在外滩上。南京路与黄浦江相交处，有一个锡克族巡捕指挥往来车辆，宋霭龄常常围着他奔驰。
1903年，宋霭龄已经13岁，查理打算送她去美国读书。征得女儿的同意，他去请教老朋友伯克，他是上海布道团主持者。
伯克提出他将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利。该校乃是美国第一所特许的女子学院。同万德比尔特、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学院一样，它是南方卫理公会教会学校。与联邦的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并未毁于内战。一场浩劫之后，梅肯市依然是木兰树郁郁葱葱，呈现着一派太平景象。
学院院长格利是伯克的密友。伯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宋查理的背景：他如何在万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在中国的建树，他那些才智出众的孩子，而宋霭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年夏末，伯克收到格利的复信。他对接收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颇感兴趣。过去，这所学校曾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却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利建议宋霭龄住在他家，直到她适应了环境（或者说学院里的姑娘都适应了她）之后再去上学。当时的入学标准十分灵活，特别是为富人服务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为此格利建议，宋霭龄作为预科生入学。宋查理对如何把宋霭龄送到佐治亚很是着急。伯克打算翌年5月回佐治亚休假，他主动表示愿带她与家人同往。宋霭龄开始计算行期了。冬去春来，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伯克计划搭乘太平洋邮船“高丽号”，于5月28日离沪启航。宋查理为霭龄订了同一艘船的客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为她买了一本护照。这个护照与他1895年持有的作为护身符的护照相同。他自称在澳门出生，因此，宋霭龄按出身算是葡萄牙这块殖民地的公民。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在当时已成惯例，而且花钱不多，宋查理希望至少能够为宋霭龄提供这个起码的名义上的保护。
邮船启程那天，伯克的夫人艾迪的身体不适，患伤寒病初愈，体力还在恢复。他们一行乘小船沿黄浦江直下，到长江深水码头登船。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中，艾迪感到虚弱难支。在“高丽号”上，宋霭龄将与艾迪女士及其幼子约翰同住一个包房。伯克与三个大些的孩子住在隔壁的包房里。
宋家没有合家前往外滩为宋霭龄送行。他们在虹口家中与她道别。只有父亲带她到口岸，一起乘小船去深水码头。“高丽号”邮船的船主是美国人，在美国注册。这是一艘宽敞的班轮，作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智慧的象征，堪称是一座水上宫殿。货舱里装着538箱气味浓烈的黑色鸦片。甲板上载的是刚刚经过严格培训的传教士，在5月蒸人的暑气里，他们紧握着《圣经》，汗流泱背，浑身难受得焦躁不安，目送着宋查理乘小船离去。
宋查理招手致意时，宋霭龄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要过二年后，他们父女才能再次相会。她站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的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辫梢上打了一个黑蝴蝶结，头顶上又扎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她打这两个蝴蝶结，是出于对女性和母亲勉为其难的让步。她穿一身西装，是上海的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位女士，J。w。克莱恩夫人为她缝制的。西边的地平线上卷起了风暴。终于，她掏出了手帕。站在一旁的伯克发现她在哭泣。
驶往日本的三天航行，对于客房旅客来说，平安无事，宋霭龄是此类乘客中唯一的东方人。但在船驶抵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的一个中国乘客死亡。医生诊断，他死于急性肺炎。在神户，日本检疫官蜂拥而上，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死因提出了不同诊断，在他们看来，那病显然是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这种瘟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彻底消毒，船上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味道奇臭、药力很强的浴汤里浸泡全身，彻底消毒。艾迪女士亦不能例外。
伯克抗议说，他的夫人是病人，正在恢复体力。但与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翌日，和大家一样，艾迪女士穿上衣服，吃力地走到检疫站浴室。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进去。室内，他们发现一个一个木盆盛满消毒药水。他们脱光了身子，坐进了浴盆里，有人用勺子往他们身上浇这种药水。在他们的衣服被消毒时，日本人给他们穿上棉布和服。待回到船上时，艾迪女士发起高烧来。
船在神户港检疫十天后终于驶向横滨。到横滨时，艾迪女士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走动了。伯克心急如焚，急忙联系登岸，乘马拉救护车到横滨总医院抢救。然后，他回到船上接孩子们。他们不能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留下来。
伯克向宋霭龄说明了情况。她必须在秋季开学前赶到梅肯。他不想耽误她。她说愿意一个人走。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会传教士夫妇，是伯克的朋友。他们同意照料她。就这样定了。伯克带孩子们去医院，日夜守护在艾迪的病榻旁。
宋霭龄不知道，几天以后，艾迪女士挣扎不过来了，于1904年6月30日死在日本。她死时是39岁零1个月。伯克和孩子把她安葬在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正行驶在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宋霭龄后来痛苦地对伯克说，她尝到了形影相吊之苦，想要去下一层舱里看望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包房时，无意听到从过道传来他们的说话声。“离开这些地方，当然使人宽心。”那个女人说，“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我讨厌透了，但愿我今后能长久不再见到他们。”
宋霭龄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包房里。
美国记者杰克·伦敦也在船上，旅客们与他闲扯，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消遣。杰克·伦敦是匆匆赶来报道在满洲进行的轰动一时的日俄战争的。在朝鲜，有一次因厌倦而发火时，他打了一个马夫。为此，日本司令官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惩处，但最后把他驱逐出朝鲜，此事才算了结。有这样一位名人在场，也鼓不起来霭龄的劲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只是加剧了他对东方人的惧怕与厌恶，而且证实了他认为西方面临着黄祸的观点是正确的。就亚洲人和其他种族而言，他“首先是一位白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杰克·伦敦的态度代表了日益增多的美国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西海岸很突出，在旧金山尤其如此。
宋霭龄独自一人度过了横渡太平洋的剩下的航程，间或与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妇女安娜·拉尼乌斯交谈。安娜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两位年轻女子之间还有着这点缘份，从而成了朋友。安娜在日本传教，首次回国休假。“高丽号”在檀香山暂时停泊时，她们两人上岸游览观光。
返回船上后，事务长把安娜拉到一旁。移民局官员是在检查了每个人的证件后才让他们上岸的。事务长解释说，她们走后，移民官员讨论了宋霭龄的旅行证件，好像她的葡萄牙护照有点毛病，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高丽号”终于抵达旧金山时，巨大的雾层从远处滚滚袭来，遮住了进入旧金山湾港口的航道。入港后，移民官员在客厅桌子后坐好。旅客们列队依次递交旅行证件。宋霭龄拿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官员接过护照，皱了皱眉头。根据宋霭龄和安娜后来讲述的情况，发生了下述争执：“你想耍花招蒙混过关么，嗯？”移民局官员闷声闷气的说。“许多中国人都试过这一着，小妹妹。这不灵了！你呆在这，等我们办完事带你去拘留所。”
宋霭龄怔怔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官员无法弄清她的出生地点。因此，他唯一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这本护照本身是否有效。然而，这本护照是一本合乎手续的葡萄牙官方护照，由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盖章。护照里填写的情况可能有不妥之处，但是这本护照绝非是伪造的。
她直视着那位移民官的眼睛。
“你不能送我进拘留所，”她高声说。我是头等舱的旅客，不是统舱旅客。”
这位官员怔住了。
安娜向前跨了一步，“你绝对不能把她投进拘留所！”她强硬地说，“我就要和她一起呆在这儿，好叫你们别那么做！”
官员们匆忙地交换了意见。一位有同情心的公共卫生检查官，姓加德纳的医生争辩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地方。”
这里谈到的拘留所，系指旧金山海滨地区的一排牢房，离水手监狱不远。水手监狱里在押的全部都是些杀人凶手、刺客、（又鸟）奸犯，以及哗变的水手（他们是在世纪交替时从充斥码头的破漏船只里捉获的）。在从淘金热到1907年大地震的那些年里，很少有别的海港像旧金山港那样因残暴、罪恶和腐败而臭名远扬。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禁闭在太平洋邮船公司船坞的一个棚子里，条件相当恶劣，令人作呕，因而许多中国人一旦挣脱官方的魔爪，就急忙离开此地回国。只有最好斗的或大打出手的案犯才送交拘留所。然而，这些官员却威胁着要把一个不满15岁的姑娘送进去，同他们住在一起。
安娜的决心解脱了难关。他们没有把宋霭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两位年轻女子软禁在“高丽号”上——随即将她们忘得干干净净。
根据预定计划，该船即将开始消毒和整修作业。最后一批旅客一上岸，工人们就到船上来撤走地毯、台布、垫子、家具和陈设品，以便从头到尾把船彻底地清洗一遍。安娜和霭龄不久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吃同样的饭，牛排、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