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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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治学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蒋介石欲改组政府以收揽人心，于是在南京召开“国大”。美国人此时想借机将亲美的胡适扶上“总统”宝座，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为讨美国人欢心，亦假意装出让贤姿态，请胡适出任“总统”。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一度凡心旌动，欲就政坛高位，转而看出蒋介石不过口头说说，表表姿态而已，并无真心让位之意，乃婉言辞谢。
至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赴京，与胡适多次会晤。12月，陶希圣奉命再邀胡适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全权组阁。一个风霜之夜，陶希圣到东厂胡同胡适的住宅，在胡的书房里作了一次长谈。胡适此时已觉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心再搅和进去，便推说有心脏病，不能胜任这种繁重的职务，却推荐傅斯年等人阁。陶说：“你何不选他为副院长，将日常的院务交给他做？”胡适正色道：“我不担任这一职务则已，担任了就要负责任，不能推。”
此时，杜鲁门压倒杜威再度连任美国总统，胡适所希冀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已成梦想，遂觉大局已定，开始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南撤，书房里一片狼藉，一百多箱书根本不可能带走。胡适嗜书如命，却又无可奈何。他托陶希圣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的《水经注》稿带往南京，交傅斯年保存。他对陶说：“我不打算收拾书籍，就这样散在那里。我决意不先走。我一动学校就散了。”
此时北大已人心惶惶。常有人来问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及他本人是否有离北平及迁校的打算，他总是苦笑着说，他是支持傅作义的，如果这时候谈迁校，对北方的民心影响太大。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结尾处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健，祝他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京接胡适等人。胡适临行前一宿不曾睡，只是看着他多年购置的一百多箱书发呆。最后决定只带一部二十六回本的《石头记》抄本走，他说“这是我的宝贝”。当天夜里10点钟抵达南京。
胡适此时心灰意冷，对国民党不再抱甚希望，决意潜心学问。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纪念会上讲《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小史》，报告他研究《水经注》的心得。这是他准备终身从事的学问之一。之后移住上海霞飞路，继续潜心治学。2月作成《齐白石年谱序》，并联系出版了此书。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部书。
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里，胡适很是难堪。一个丢了地盘的空头大学校长，又值江河日下，不甘冷遇的他提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口号，遭到一片热骂冷讽，所谓一介文生，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精神上痛苦、晦暗之时，私下里和一些好友商量，筹组《自由中国日报》在上海出版，还预备着呕心沥血“以言论救中国”。不料上海的局势也渐渐不稳起来，遂准备日后到台湾去出版。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4月上旬，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悄然去美，乞求美国政府援助。赴美途中，胡适在船上替《自由中国半月刊》拟定了四条宗旨，又为早年好友陈独秀死前遗留下来的论文及书信的一本小册子写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一文。
这时国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5月，胡适先后三次去华盛顿访问许多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都说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他看到这班老朋友如此灰心丧气的失败心理，“感到不是私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16日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其后，避居纽约，美国许多大学来聘请他，都拒绝了。据说美国有位曾经做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万余的讲座，并新建住房，供他终身使用，结果也被他拒绝了。表明他是不愿入美国籍的。1950年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仍与其老妻江冬秀过着异乡生活。后来他回忆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哪有人来帮助我？”为了生计，这年他接受了普林斯登大学之聘，任该校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期满后仍任荣誉主持人。胡适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水经注》的考证上。关于《水经注》的真伪问题，他从1943年开始重审此案，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并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全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说他不老实，“英雄欺人”。又说：他自己开始审这个案子是打抱不平，要为同乡戴震申冤。这桩学术公案经过胡适的长期考证后，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有了一个公平的评价，这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帮助，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胡适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与夫人住在纽约一家公寓，进门就是一小客厅。有客人来，由胡夫人亲自斟茶。
1951年12月17日，这天是胡适的生日，天气很冷，大雪纷飞。他在普林斯登大学讲学回家的车上，暗自思量：今年已是61岁了，所得的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他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所以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于是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下卷《中国思想史》；第二笔债完成下部分《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三笔债《水经注》的考证也应该判决了；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由此可看出，胡适客居外域，晚景并不乐观，其中苦楚凄凉、思念故园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第二年他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讲学之聘，由美第一次回台湾。在台大他以“治学方法”为题，连续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讲的内容，多是过去的老话，他说：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做一个公式或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他说出来，但没有一个满意的表达方式。现在我想起二三十年前的那两句话，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胡适此时拿出了他早年留美时练就的看家本领——演讲。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表达准确，语调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加之潇洒有力的手势，很能鼓动人。这几年他对治学方法颇有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这似给他并不年轻的身体打了强心针，重又活跃起来。
第二次讲治学时，他告诫青年人要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谓勤，就是不偷懒，举他考证《水经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经验为例。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孔子说的“执事敬”，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人气。他说：“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缓，是不要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到找了更好的证据，再来审判这案子。他认为这点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最后他说，有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他说，做研究工作要得以好的成绩，需要有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地扩大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他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说：因为所用方法比较严谨，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我们研究工作才能有点成绩。这点是他感到可以自慰的。
胡适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他一生对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推崇备至。他曾在台湾师范学院讲《杜威哲学》两次，又应社会各界之聘，作了多次演讲。有一次，在新闻界的欢迎会上谈他治学的经验，其中特别强调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他说，“我教书教了三十多年，都是拿极小的题目，各方面研究周到。否则便毫无用处”。“能够这样研究下去，一定有成。”并引佛语“功不唐捐”来加以说明，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此外，他在台东曾与中学生讲《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问题。关于修养，他说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工具的求得，不论就业或升学，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其次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在学校里读书，应该把它当作求知识、做学问、做人的工具。他说，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也可以说它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说中学生是定型的阶段，与其注重治学的方法，倒不如提高良好的习惯的养成。有了良好习惯，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将来都会有成就的。至于择业，他主张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性格、天才，看适于那一行、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可赶时髦，求好的待遇。选择学业也如此，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天才来决定，不可勉强从事。
胡适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兴之所致，均有所获。在大陆时，他已奠定了在哲学、文学领域的泰斗地位。离开大陆之后，他亦广泛涉猎于文学、哲学、考证、历史、教育之间，虽不深入，然见解独到，笔锋犀利，有专致于某一领域者不及处。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文人，喜名喜利，喜夸夸其谈，亦常有哗众取宠之举，故亦处处招人嘲讽与非议。然胡氏不怕人骂，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自得其乐。
胡适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却不失为一个成就卓然的文人。他以一腔书生气、满腹经论翩然穿行于美台之间和学术与政治之间，为传统型学者不耻，为职业政治家们所嫉。他正应了现代文人徐卓呆的名言：“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他一生功名成千书卷气，却终为书卷气所累。观中国历史，觉中国文人不仅与中国老百姓隔了一层，与中国之政治亦终格格不入。其实对读书人之重视，中国举世无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书读好了就可去当官，治国平天下。然文人当官者终难以为久，不是被杀了头，就是“归去来兮”，文人们非不能为之，即不屑为之，总觉得读书人之本份在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所谓“文章千古事”，官场如烟云。胡适幼即熟读经史，自然得“学而优则仕”其意，却终脱不掉文人清高的架子，故当不了合格的政治家，只能为一文人。有言毕加索之成功在于将艺术与金钱结合之成功，套之，则胡适为文人的成功在于将学问与政治的结合的成功。
人生哲学胡适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并不宽裕。但其母教子极严，虽未学孟母三迁，仍留下贿师训子的佳话。胡适幼时即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留美多年，接触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回国后挥舞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左冲右突中逐渐形成了他具有独特色彩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胡适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型文人学者风范的大学者。
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流布深广。他一生专治的学问，为《水经注》研究、《中国哲学史纲》等，考证色彩很浓。但他毕竟不是传统的书斋型文人，他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兼涉政治，爱出风头，以至身后多年仍被众说纷坛。
观胡氏一生，仍是被深深烙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学说的烙印。以此观胡适，便不难理解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并几度沉浮的一生。他把介入政事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遇挫折则回到书斋，专心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