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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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并兼“国防部长”，真可谓临危而出，他以“战斗内阁”自矢，但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挽回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命运了。虽然是蒋介石在幕后一手支持阎锡山的，但在战略思想方面，阎锡山却是批评蒋介石最激烈的一个。
1949年秋天，广州闷热得令人难耐。东山梅花村32号的会议厅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意兴阑珊地倾听着阎锡山关于“扭转时局案”的报告。阎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策、领导、人事、心理都有关系。但在军事方面沦于今日土崩瓦解的状况，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其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守势作战。如在国共作战中，蒋在东北华北固守若干孤立据点，正好被共军各个击破，逐点消灭。及国共沿江对峙，蒋又坚持死守上海，而置长江沿线于不顾。其后和谈破裂，中共大军渡江南下，蒋又将主力撤守沿海若干据点，而使浙赣沿线变成了真空地带。凡此均足以证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原则实有其一贯的传统。
阎锡山进一步加以分析：当兹原子世纪，兵器空前进步，守势作战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无可疑。至于吾人对方，纯重攻势作战。他们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我方有生力量为其作战的基本任务。比如延安之役，我方沾沾自喜，以为最后总算粉碎了他们发号施令的基地，孰知他们事先已作出有计划的撤退，使我们扑了一个空，迄无所获。等到他们全力反扑，我们深入敌后的主力便全被歼灭了。这就是攻守利弊的具体证明。
最后，阎锡山提出了改变战略思想的方针，他主张不守点，不守线，而采取全面攻势作战，以期扭转劣势，挽回危局。
当时，吴铁城质问说：当抗战胜利之时，我们有大军500万，对方只有50万人，现在对方有300万，我们只有几十万人，如此优劣之势已成，怎能进行全面攻势作战？！
阎锡山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会议终于作出决定，由阎锡山就其发言内容，写成书面意见，另外附加建议，请蒋介石将撤到粤闽海岸线的部队，调来大瘐岭一线集中，使与华中南下的部队紧密联系，配合作战。这一建议由吴铁城路过台北时面交蒋介石。但蒋介石对其建议未表示采纳，阎锡山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不合时代的，但蒋先生也有长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江西直捣广东韶关。6日，韶关解放，广州告急。10月10日，解放军逼近新街。由南京迁到广州办公不到8个月的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再迁重庆。10月14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乘飞机往桂林抵重庆。即日，广州解放。广州的“政府”迁至重庆办公。“代总统”李宗仁借口治病，弃职逃到美国。阎锡山代理中枢政务。阎锡山连电蒋介石来重庆“共挽危局”。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贵州，威逼重庆。29日，“行政院”再迁所在地至成都。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逃往成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2月8日，蒋介石、阎锡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撤离大陆，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随之，“行政院长”阎锡山飞赴台北。
1950年1月，阎锡山卸去“国防部长”兼职，交徐永昌担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阎锡山因与李宗仁的颇多合作，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要他把“行政院”交出来，阎氏即交上了辞呈。这样，阎锡山把当了不到9个月的“行政院长”交给了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至此，阎锡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转入退休养老之年。
出国不成阎锡山在台湾，开始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后移住丽水街8号，独处一楼。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移居台北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青山草庐隐居，平时人迹罕至。在台北，阎锡山成了被大家遗忘的人。国民党政权的任何场合固然看不到他的踪迹，连报纸上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阎锡山自己呢，倒也“自得其乐”，整天躲在私宅里埋首读书，勤奋写作。据说，阎锡山平日不常下山，只是遇以“国庆大典”及蒋介石生日则必亲往参加，对机关学校邀其演讲，莫不有求必应。与他同住的仅有贾景德、张锦富等数人。
阎锡山到台湾后不久，看到局势不妙，便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到日本“从事著作”。他知道，自己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几十年的交往，阎锡山对蒋的为人很是了解，不过，阎锡山也一向自大。他常说，自民国以来的大总统、总统、国民政府主席及大小军阀，他佩服和尊敬的是孙中山，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平谒见袁世凯，不觉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至于后来接任袁世凯的黎元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电邀他进京。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政策是，对我有利，我服从，但他时时怀恨蒋介石，暗存倒蒋之心。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于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抗战期间，阎锡山无时不防范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吞并，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围攻。当时，他对重庆蒋政府也是持以蔑视。他自负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多次说到蒋介石无能，很难应付这种复杂纷坛的局面，认为自己比蒋有办法。他曾说：重庆政局是个大杂烩，当权者东一头，西一把，缺少一个总主意，无法支配这种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阎锡山之所以投身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也是为的自身利益，痴心企图保住他统治了近40年的山西地盘，为实现孙中山要他“替国民革命保持着北方这个基地”的嘱咐。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行政院长”，自然还想着打回山西去的，同时他又与“代总统”李宗仁有颇多合作，并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的不满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台湾，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这块基地，也没有了大陆战局的危急可以作个缓解阀，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日盛，心里烦闷日增，自然想到出国“从事著作”了。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那封信始终不加理睬。阎锡山实在忍耐不住，私下里托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打听究竟。过了一些日子，这个人很坦白地对他说：如果阎先生一定要去东京小住，总统也没法强留。不过，目前政府的经济情形相当困难，总统认为，要是阎先生肯把在日本的存款调拔一半回来，那么日本之行绝对不成问题！
阎锡山听了这话，当然拼命否认他在日本拥有大量存款的事实，同时也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的念头。
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解放之前，阎锡山的名字是和山西分不开的。“山西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山西”，这是阎锡山当时常说的话。其实，山西离不开阎锡山是假，而阎锡山离不开山西倒是真。阎锡山一离开山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恨之树。
从1913年起，他一直在山西闭关固守，过着“土皇帝”的痛。为了不让别人的势力侵入山西，他在修建同蒲铁路时，故意把路轨修得特别窄，使得其他铁路上的车辆，无法在这条线上行驶。这种小铁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火车头和车厢的轮子能调宽窄，它可以在宽轨铁路上跑，而宽轨铁路上的火车则不能在窄轨铁路上跑。这就不难看出阎锡山的真实用意了。修成窄轻轨铁路，遇有外来攻击战事，有利时可运兵出击，不利时则将火车头、机车全部拉回，而使敌方不能利用。大概受到从前山西人的传统影响，他对于黄金美钞都不怎么感到兴趣，却一贯地把他的财产变成了黑白二物——大量的烟土和银元。究竟阎锡山有多少财产，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山西的公有资产，在大陆解放前即已被阎锡山盗出甚多，移往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等地。据1957年6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称：其山西贸易公司迁台后更名为玉华公司，专营对日贸易，登记资金为40万美元，在日本设有联号东亚株式会社，公司董事由其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慧（在日本）及其私人驻日本代表徐士珙（字宏玉，为阎锡山妻侄）三人担任，东亚株式会社社长为阎志慧。其另一专营国外贸易的公司为同纪公司，最初和德国人合作经营，资金甚大，获利亦多，将资金迁台后，传已大部转到美国，由在美的阎志敏全权负责。其山西实业公司运台的一部分工作母机已先后分批卖出。此外，在陈纳德的民航公司中尚有一部分股份。在台所设兴中百货行和台兴印刷等小企业，因经营不善亏蚀，有歇业讯。
部分在台山西人因不甘阎锡山独吞山西公有资产，1950年即酝酿清算，1951年5月，曾由乔义生领衔发起清算。阎锡山对其旧部要求经济上帮助者，大都加以拒绝。这次，蒋介石要他交出在日财产为条件，让他去日本，当然阎锡山不敢再有去日本的念头了。
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后，迁居阳明山隐居之前，贾景德及青年党之刘东岩、曾琦等曾策划，要阎锡山出面搞“第三势力”，以争取美国垂青，但阎锡山犹豫不决。1952年10月列为退役将军。
这次，阎锡山去日不成，便想去美国，避开蒋。便要王怀明在美国向“世界重振道德委员会”活动，邀请阎锡山以中国代表身份去美国参加会议。蒋介石已吃过放冯玉祥去美国后“胡说八道”的苦头，则不准阎锡山出国，而改派何应钦去参加了会议。从此，阎锡山知道蒋介石这位盟弟对他的意向，便不再有任何非份之想，而潜心于草庐隐居、读书、写作了。
写作不得1958年初，香港一家报纸传出消息说，阎锡山在台北整天躲在私人住宅里写书。当时那本书的书名虽然还没有定好，不过据他本人告诉人家说，“是一本反共的哲学理论基础。等到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全体党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毫无精神寄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倒真是替自己找个精神寄托。他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活着，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到台湾不久，阎锡山看局势不妙，曾借口出国，在老蒋那儿讨了没趣，只有转向“内省”了。写自传不得，写时政文章也不得，于是便只有写写阎、蒋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反共到底。
阎锡山逃台湾后1951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又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蒋介石为其长子蒋经国当政继续开道，曾委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升二级上将，直至“行政院长”。蒋介石“家天下”的意图昭然世间。
阎锡山针对蒋介石的“传子”大发议论，著书立说，宣扬“传贤不传子”：“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经济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权私有，废井田土地私有。。自传贤的制度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主张。
蒋介石听了之后，极为不快，授意山西籍人士贾景德、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少发些空泛议论。”阎锡山不仅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警告，还受到了暗中监视。日子自然过得更不舒心。
回想自己的经历，阎锡山便决计整理《自传》。他在晚年自述说：我的家是个农商家世。初是个佃雇农，继而成自耕农。自我曾祖变农为商。我祖父时，即成一个小的地位，但一半自种，一半雇工帮助，亦可谓一个半帮工的自耕农。我父亲经营商业。
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阎书堂念过私塾，后来弃学经商，在五台县城开钱铺。名“吉庆昌”。娶本村——五台县河边村小堡曲成义（字在左）之女曲月清为妻。清光绪九年，农历9月8日（公历1883年10月8日）生了阎锡山。阎锡山长到6岁，生母去世。阎书堂继娶定襄县陈家营的陈秀卿。过门时，陈秀卿曾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前提条件。6岁的阎锡山由外祖父领走抚养到16岁。阎锡山的童年、少年是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度过的。
阎锡山从小不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