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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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下台后，即利用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指使孙科于1949年2月初将行政院全部迁往广州，又派陈立夫、朱家骅等“主战”人士到广州支持孙科，形成宁、穗对立的局面，以阻碍李宗仁的“求和”活动。美国对孙科的作法很不满意，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蒋大施压力，迫使蒋不得不叫陈立夫、朱家骅等“缓和将事，不要操之过急”，并表面上继续支持李宗仁。在国民党当时零落张惶的情势下，孙科受到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猛烈攻击，被迫提出辞呈下台。
孙科率家眷逃往香港，住在浅水湾。一个曾在官场上出出进进的活跃人物开始过起了隐居的清静生活。
孙科到香港没多久，“太子”系的主要人物也陆续到了香港，又聚在了一处。
1950年的一天，和台北已久无联系的孙科突然接到台湾国民党“中央”
党部的一封信，限他于一定时间内到台北报到，否则以取消党籍论处。看完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孙科非常生气，立刻暴跳起来，“我是总理的儿子，我这个国民党员是天生的，台北这批黄毛小伙子，当年在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他们在哪里？他们今日竟敢取消我的党籍吗？”
孙科自称为天生国民党员，对台北不屑一顾，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作派，考察其一生的经历和性格，就会觉出孙科如此狂傲，目中无人，并不是在情理之外的。
孙科，字哲生，1891年降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是孙中山与庐慕贞婚后七年所生。孙科幼时就到了美国的檀香山，接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他先后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孙科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儿子，又留洋美国，学识渊博，1917年随孙中山回到祖国后，就被安排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职，开始了其所谓的革命生涯。
孙科一直在美生活、学习，对中文不很熟悉，他批阅公文的签名，大多是用钢笔签上一个SUNFOOL音读（孙福），因为广东人读“科”字音如“福”，所以他的英文名字也是签了“福”的音，天长日久，人们中就流传这样的说法：“顾孟余先生不吃中国饭，孙哲生先生不写中国字”。孙科倒是个刻苦的人，他下了一番功夫学习写中国字，一段时间后，他的字就练习得相当不错，学习父亲签名而写的“孙”字，几乎可以乱真。孙科对中国字的兴趣日益浓厚，后来还常常替人家题字写对联，居然成为一派书法的名家了。
孙科的政治生涯始终是和地位职权联结在一块的。要把他曾担任过的职务一一罗列出来，可真有点令人眼花镣乱。他先后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职。无怪乎有人说，孙科是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孙科喜欢做官，平时沉默寡言，一度被称为是“不爱开口的政论家”，新闻界流传这样的说法，“胡展堂会客时，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会客时，见你说多少，他也说多少，只有孙哲生先生冷冷地对着客人，你不说他也不说。”但孙科性情急躁，脾气向来是很大的，有人甚至把“孙大炮”的绰号也传给了他。
1923年，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期间，接到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的手令，要他立即筹款20万元，作为军饷发给滇、桂军，让他们出发攻取惠州，直捣陈炯明的老巢。孙科接到手令，非常生气，“我不会印银钱，哪里有这么多钱？”说罢，随即将手令撕得粉碎，投进废纸篓。
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气得脸色发紫，半晌说不出话来，立即打电话让孙科赶来。
战战兢兢的孙科来到孙中山跟前。不待他张口解释，孙中山就厉声叱骂他：“军情如此紧急，急需发饷给滇、桂军出发，你怎么能不当回事！你马上拨20万元来，办不到，就不要做市长。。”
孙科被斥责得无话可说，便气冲冲地找到胡汉民，说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
胡汉民大叫：“这是你父亲叫写的手令，怎么是假借索钱？”盛气凌人的孙科举起手杖就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没料到孙科会如此蛮横，慌忙闪身躲避，“砰”的一声，手杖重重地落在办公桌的玻璃上，四座皆惊：孙科常常不分时间场合，目中无人，训斥他人，在新闻界也有所闻。1949年5月18日，孙科在行宪立法院第一会期期间，以立法院院长身分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树立民主宪政的规模，立法院尽量给记者以采访的便利，惟请记者基于国家利益，不要登载立法院秘密会议的消息。在场的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当即表示异议。孙科没料到有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到场，更没料到会有人当场反对他的意见，便沉下脸说道：“凡是中国人，都应与中国政府合作，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你，张先生！目前虽是外国通讯社的工具，但还是黄面孔的中国人，你竟敢于违反国家的利益吗？”
在场的记者听了这一席话，都不禁吓了一跳，这显然说得太过分了。结果，张国基涨红脸孔离开会场，招待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合众社即向孙科提出强烈抗议。
如今，孙科对台北来信置之不理，表面上仍在香港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迫使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台湾一隅苟延残喘，作为蒋家王朝中的一员，孙科历史上几次反蒋，几次亲蒋，关系微妙而复杂。他明白，再到台湾向蒋介石称臣，也只是受人摆布，而且，中国的未来属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属于台湾。那么他的出路究竟何在？
香港的一些舆论开始对孙科滞留香港的心思作出猜测。有人传说他曾有北上靠拢中共的意思，只不过是后来既怕不能在北京政府中得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又不愿居于民革某些领导人之下而作罢。
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孙科“太子”系内部，这时有三派意见：（一）傅秉常、钟天心、卫挺生、邓公玄、吴尚鹰等主张“靠拢”人民，投向大陆；（二）梁寒操、刘维炽、陈庆云、陈伯庄等主张求取美援，另立“第三势力”；（三）孙科本人则主张用所谓“大广东主义”为号召拉上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反蒋。传说孙科还曾拟过反蒋计划，唆使陈、薛、余等离蒋“独立”。不料，余汉谋把全部计划向蒋介石告了密，孙科的打算，也就成为泡影。孙科在香港企图反蒋，这自然惹得蒋介石极为恼怒。1950年4月，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借故孙科逾期不归，撤销了孙科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国民党台湾统治集团兴高采烈，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借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卷上重来的时机已到。据传，孙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以为蒋介石又将东山再起，他便与留港的前国民党政客联名申请赴台，但不料遭到了台湾方面的拒绝。孙科内心懊恼不言而喻。
比克小镇读书养心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共产党大陆和国民党台湾关系之间有着特殊的位置。孙科不能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又不能毅然决然地回到大陆，香港这弹丸之地各种政治势力纷杂，自然不是孙科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久居之地。孙科自幼生长在美国，崇尚美国的文化，熟悉那里的生活，他想去美国度过余生。但不料台湾方面竟不肯发给他去美的护照，对他申请去美之事不予理睬。孙科忿忿之余只好让傅秉常帮忙办这件事。傅秉常活动了一阵，在法国替他办理了入境手续。这样，孙科全家离开香港到了巴黎。
巴黎对孙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9年中国抗战期间，他为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就以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专使身分到过巴黎。
当时，德国与意大利和日本结盟，撤走了在中国的顾问，英国、美国与日本尚有来往，且存心观望，法国就成了中国政府寻求外交突破、争取的对象之一。
孙科到巴黎后与顾维钧大使会晤，检讨抗战情势及世界局势。孙科想试探法政府对中国抗战所持的立场及见机请求给予中国友谊援助。顾维钧认为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正积极备战，自顾不暇，虽然同情中国，但爱莫能助，求援恐无结果。大使馆为孙科安排欢迎宴会及拜访法政要约会。但宴会中的法方来人，大多不是国会及内阁要员，如一般外交应酬，流于形式，无从谈重要问题。孙科对此不感兴趣。
关于拜访政要约会，大使馆按惯例照会法国外交部，由礼宾司代为安排。而法外交部向来保守，礼宾司以圆滑著名，门面话说得好听，却不办实事，公文旅行，拖延时日。驻法其它国家使馆，如英，美、日等，往往不通过法外交部，而直接与国会和内阁首长联系。中国大使馆依赖外交部礼宾司代订约会，如石沉大海，久无音讯。孙科为此十分焦急。
孙科同行的还有其夫人陈淑英及其子女，为节省开支，他们在巴黎市区租下一临时普通公寓。黄天迈时为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孙科出访前，外交部长王亮告诉他说，有事可找黄天迈帮忙。孙科于困顿之中，就几度邀黄天迈会谈，详细询问法国政情和人事关系。黄天迈尽其所知，分析陈述。孙科激动他说：外交应争取主动，与友邦实际负责人诙问题，直截了当，无需繁文缛节、外交辞令。一般职业外交官墨守成规，不求突破。值非常时期，更不应保持此一陋习。我国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外援，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岂可未打仗即抱必败悲观！
孙科性急，遇事喜欢快刀斩乱麻，言下已对顾维钧大使流露出不满之意。
孙科这次来巴黎拜访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迪，达拉迪属激进社会党，自巴黎和会后当选众议院议员，蝉联20多年。他1934、1938年两次出任内阁总理。1938年三度组阁，自兼国防部长，时值希特勒称霸欧洲，法国军事、外交吃紧之际。法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倡导和平，与德国和解，疏于武备。各种军事设施及武器生产，皆较德国落后。马奇诺防线已挡不住德军的精锐飞机及坦克。慕尼黑会议英、法出卖了捷克，割地与德国，以求苟安。希特勒气焰万丈，势将吞并波兰，进攻比利时、荷兰，以包围法国。法国国势岌岌可危。达拉迪力图振作，加速军备及防御工事，鼓舞渐低沉的士气，唤醒国民繁华迷梦，一切效法“老虎总理”克雷蒙梭的作风，俨然战时内阁。达拉迪遣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孙科希望黄天迈想方设法，直接与达拉迪联系，以求早日会晤。黄天迈答应尽力而为。
黄天迈在驻法使馆服务时，曾兼在巴黎大学法学院上课，结识了同学赫欧女士，她后来进内阁总理办公室工作，为达拉迪总理的机要秘书。黄天迈托她代订约会，希望孙科能早日与总理会晤。赫欧女士三天后来电话说，翌日下午三时达拉迪总理在国防部接见孙科。黄天迈喜不自胜，连忙把这一喜讯报告孙科。
孙科对黄天迈的工作效率十分满意。又和黄天迈商量谈话的重点。最后孙科在纸上记下谈话的重点，大意为：法国在国际联盟仗义执言，支持我国。1937年比京九国会议，促使通过遣责日本宣言，我政府及人民对法国真挚友情极为珍视。拟请进一步支援，如（一）售我剩余军火。（二）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三）准我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今越南）入我国境。法国武器精良，可增加我作战威力。法国军官学验俱属上乘。我国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已解聘回国，改聘法国军事顾问，对我军训及作战，必多助益。我国与安南毗邻，唇齿相依，为抵抗日本侵略，两国密切合作实有必要，海防至河内，河内至昆明，铁路运输极为便利。如准我战略物资由海防运输我境内，使我物资充裕，有助长期抗战，两国同蒙其利。
孙科还让黄，天迈将其节略译成法文备用。
到了约会时间，孙科由黄天迈陪同前往法国防部。在法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德庚将军引见下，孙科在部长办公室与达拉迪总理开始了会谈。达拉迪说话坦诚，不拐弯抹角。他请孙科就座后，孙科就让黄天迈宣读法译谈话节略，以节省时间，达拉迪用心倾听，频频点头。达拉迪作答时，黄天迈随译随记，事后将记录交孙科，据此以电报国内。达拉迪的答词大体有以下内容：“日本侵华，自陷泥足，中国抗战的英勇事迹，时有所闻。去年东战场大捷（指台儿庄大捷），震动国际。有友邦如此，值得支援。如在平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