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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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能起飞，他们便在苏黎世过夜，王炳南和约翰逊一同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旅途中，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双方从来不谈公事。王炳南的英语马马虎虎能凑合一些，约翰逊也能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他们俩便连汉语夹英语随便聊天，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当时瑞士政府对中美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是十分重视的，曾指示机场领导要特别照顾我方，因此在苏黎世机场上下飞机时，机场场长对中方代表非常客气，每次都亲自前来迎送，而且陪同中方到贵宾室休息，还招待喝咖啡。

后来由于一架飞机失事，约翰逊便不敢再走这条线了，改从巴黎走。失事的是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大型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还载有从拉美演出后回国的中国演员，没想到飞机上天后不到5分钟就爆炸了。王炳南原来也订了这架飞机的座位，因故晚走了一天，才得于幸免。还有一次飞机起飞后发生故障，降落在慕尼黑。联邦德国当时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王炳南只好同全体旅客一起坐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这可急坏了在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冯铉大使非常担心，怕他会出什么事。他为了让联邦德国政府知道王炳南因故到慕尼黑的机场，就故意直接打电话到机场找“王大使”，结果候机室的旅客都惊讶地盯着王炳南，闹得满城风雨。闻讯而至的记者们更是互相传递消息：“中美会谈的中国大使到了慕尼黑！”可见中美接触影响之大。

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离境，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英文为agree－mentannouncement，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王炳南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方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美方采取敷衍态度9月20日，双方又开始会谈，王炳南认为侨民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议程可以结束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第一个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王炳南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第二阶段双方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实现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这样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由于直接涉及到台湾问题，因此这第二个议题比第一个侨民议题的谈判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斗争也就尖锐得多。

10月27日，我方又一次主动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我方在这个草案中援引了联合国关于成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条款。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了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他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直到11月10日，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称：。。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草案的第一条是荒谬的，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岂不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吗？草案的第二条是无理的，它等于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

尽管如此，王炳南在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后，耐心地作了又一次的努力。在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抨击国务院的这种顽固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杜勒斯的诡计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会谈移到华沙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