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骼实拿姥ЧＲ院蟆胺绻恰背晌难乐凶畛Ｓ玫母拍钪弧！锻ū洹菲坌卤洌拔穆稍酥埽招缕湟怠１湓蚱渚茫ㄔ虿环ΑＧ魇北毓嘶耷印闭庖唤谠抻铮硐至俗髡叨晕难У慕】堤龋上в炙怠盎棺诰尽薄ⅰ安喂哦ǚā保暇够故窍缘镁薪鳌！肚椴伞菲矍橹居胛牟傻墓叵担χ骰桑蟆拔槎煳摹保炊浴拔亩烨椤保粤难е小胺辈晒亚椤钡南窒筇岢稣攵缘呐溃馐且桓龊苤匾目捶āＲ院蟆度壑贰ⅰ渡伞返仁刑感薮俏侍猓陨伞㈡榕肌⒂玫涞鹊贝难е衅毡槭褂玫男薮鞘侄危右猿浞挚隙āＴ诖艘郧埃盘致坌薮堑奈恼禄共辉泄裕段男牡窳吩谛薮茄弦灿胁豢珊鍪拥牡匚弧�
第四部分脱离了具体的写作（只有《物色》兼及写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有关文学的问题。《时序》论历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推求文学演变的原因，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者主要从政治状况、社会风气、统治者的好恶等几个方面论述文学的兴衰，注意文学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的论文。《才略》篇简论历代作家，与《时序》相辅相成。《物色》论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专立此篇，也是当代文学风气的反映。“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前两句说对外物的感受、描摹，后两句说内情对于景的再造，对文学作品如何写景，是精彩的概括。《知音》专门谈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问题。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等错误的态度，要求批评者提高自身修养、理解作者、博观圆照，进行公平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若干条从事批评的客观原则。虽然，批评标准的问题，复杂多变，很难加以简单的规范，但这一种努力，表明刘勰对于批评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要求，就思想方法而言，是很有意义的。
总之，《文心雕龙》虽在宗经的原则上显示出保守意识，但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其成就十分重大。
第三节 钟嵘的《诗品》
钟嵘（约４６８—５１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简文帝）记室。《诗品》作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以后，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专论五言诗。据《序》说，作者因见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漫无准的、意见分歧，所以作此书，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病。这种方法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汉末清议，士人常相聚评论人物，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更以品第论人。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南朝产生过很多像《棋品》、《画品》一类著作，《诗品》也由此而来。
《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作者也无意故作高深，具有显明浅切的特点。对于诗歌，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总的说来，和时代风气是一致的，但反对声律和用典，是独特的看法。
《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提出诗是人的感情为外物所动的自然结果。
后面又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期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里从景物气候和生活遭遇两方面的感动论说诗歌产生的缘由，实际也简略地概括了魏晋以来诗歌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文专门论诗，却没有引用相传为孔子门徒所作、具有权威性的《毛诗序》对诗的意见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儒家说诗，注重于诗的政教功用，《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为典型。
而钟嵘说诗，则注意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情的作用。四时有迁变之景，人生有悲喜之遇，感荡心灵，故达之于诗。引孔子“兴、观、群、怨”之说，也主要从“怨”着眼，即诗可以抒发幽愤。后面解释赋、比、兴，完全当做抒情的手法，也与历来儒者解经之说不同。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是说经过诗的宣泄，人的感情可以得到平衡，也是中外文学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主张之一。二是列举诗歌的主要题材，显然偏于哀怨伤感一类。南朝的音乐、文学，都以伤感的情调为主。这不但是当代人对生活的一种感受，也与伤感情绪最能动人有关。
有无华美的辞采与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也是作者决定诗人品等高下的重要标准。他对曹植最为推崇，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无以复加。概括其诗歌特点，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就是钟嵘认为理想的境界。《序》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所以，书中列为上品的，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主要从五言诗起源的角度考虑外（也肯定其深怨雅丽之长），就是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这一系列文人诗的代表人物。
以此为标准，作者对许多诗人与作品提出批评。对玄言诗，指责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对曹丕，不满其“鄙质如偶语”；对嵇康，认为其“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对陶渊明，“叹其质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鲍照的批评。鲍照在齐梁影响很大，《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为当代最主要的三个诗歌流派之一。但钟嵘将鲍列入中品，评其诗云：“贵尚巧似，不避险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鲍照的诗当然是华美的，但过于近俗，又过于激烈动荡，所以评价不高。总的来说，作者的批评，有时颇具眼光，有时却显得浅薄。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持的诗歌标准比较单一、没有更多地重视诗歌风格理应多样化的问题。本来，以品第论诗，并不是一种好办法，他再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诗人，所得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魏晋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使后人深为不满，多致讥刺。不过，这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如崇尚渊雅，反对切直，即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不仅是作者个人的问题。
反对用典和声律论，在梁代，确是特异的看法。钟嵘列出古诗中的一些佳句，认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多用典，致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他还尖锐地说，喜欢用典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写诗的才能，以此来标榜学问（“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对于声律，他认为只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具有自然的声调之美，就足够了。讲究四声八病，会使“文多拘束，有伤真美”。概括起来，钟嵘反对用典笔声律，是为了保持诗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坏诗的抒情功能。其出发点无可非议，攻击时弊，也很有力量。只是，事有利弊，本不可执一而论。适当地运用典故和声律手段，对于诗歌创作仍然有很多益处，《诗品》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不够周全。
论述诗歌的源流，是《诗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除了《序》有总论外，对各个诗人，都分别指出源于何人，或又兼有何家。如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大体总源在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种，分散为众多流派，纲目理得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后人深有启发。不过，一定要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又全部总系于《国风》等三种之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间或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也就是难免的了。
书中对诗人风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贬如何，大体能做到简要准确，这是不容易的。如说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说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都得其大端。有时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出属于主观感受的评语，如论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之微妙处，本不易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评论诗，不失为一种办法。后世的诗话，受此影响很大。总之，《诗品》论述问题，不像《文心雕龙》考虑得细致稳妥，但也没有《文心雕龙》折中、矛盾的毛病。对诗歌的抒情特点和美的特质十分重视，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这是它优于《文心雕龙》的地方。评论、判断，既有精当之处，亦有偏颇之辞。它被尊奉为中国古代诗话之祖，在诗歌的专门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
第四节 萧纲、萧绎及其他
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作为政治家，都失败了，作为文学家，开创了影响很大而颇有争议的新风气。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文学观念，有着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萧纲的文论，散见于各篇书信。总的特点，一是重视文学与个人生活体验（而不是理念）的关系及抒情特征，二是反对宗经复古，三是提倡雅俗结合。《答张缵谢示集书》说：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为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成风；秋雨且睛，檐梧初下；浮云在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喷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开头一节，强调文学的价值，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开头大意相同，但并不转向宗经。继而对扬雄、曹植菲薄文学的意见表示不满。最后一段铺张之文，与《诗品》论诗的缘起与抒情功能，只是辞面小异，意思全同。“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正是强调诗是生活感情的表现。《与湘东王书》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闸缓。……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这封信理应视为南朝最重要的文论之一。作者明确提出，经典有经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学是两回事。文学作品去模仿非文学的儒家经典，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论与《文心雕龙·宗经》之针锋相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指出，文学创作，历代各异，不相蹈袭，不能以某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言是非。最后“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是以自谦之辞，表示肯定的意见。即古人无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则今人也不妨如此。这些话都说得很透彻，很有见地。其实，魏晋以来文学的主流，正是脱离经典的规范，不断翻陈出新，只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罢了。信的开头，攻击“京师文体”有浮疏阐缓之疾，后面又说谢灵运诗“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学谢的人“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都是反对过于典雅深密的文风。这同反对宗经复古也是一致的。萧纲诗或学民歌的俗艳流荡，或为新体诗的轻快圆转，所以在理论上，也反对过分雅化，要求雅俗结合。《劝医文》更明确说：“或雅或俗，皆须寓目。”关于这一点，《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得最详细，《概说》中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