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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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性主题，而宫体诗没有这样的主题，仅是单纯地描绘女性之美；前者多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以造成品赏心理上的距离，宫体诗则用切近的眼光和真实、细致的笔法来表现，得到不同的效果。由于儒家文学观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与道德功用，而且萧纲的特殊身份照理更负有维护传统道德的责任，所以宫体诗从唐代开始，一直受到严厉的批判。以今天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应当承认单纯表现女性体貌之美，是文学中可以而且应该存在的内容。至于说“色情”成分，至少在梁代宫体诗中并不显著，无论比汉魏的辞赋还是南朝的民歌，都不见得更突出；萧纲这一首典型的宫体诗，恐怕也谈不上“色情”二字。其实，宫体诗真正的缺陷，主要在于它大抵是以男性的品赏眼光来描绘女性，而且缺乏民歌中那种率直、大胆、热烈的情感，显得柔靡无力。
但尽管宫体诗存在一些缺陷，它毕竟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表现的范围；尽管它在理论上遭到严厉指斥，仍旧在事实上广泛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即以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三大诗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中无不留有明显的宫体诗风的痕迹。
除了宫体诗，萧纲还有许多咏物写景之作。他好像是一个感觉神经特别纤细的人，喜欢也擅长写细微的景象。如《赋得入阶雨》：
细雨阶前入，洒砌复沾帷。渍花枝觉重，湿鸟羽飞迟。倘令斜日照，并欲似游丝。
全诗尤其最末两句的纤巧细腻，令人惊叹。这种写法在萧纲诗中很常见，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美、一种特点。
不过，在理论上，萧纲也很注重文学的力度。他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列举适宜于诗的素材，特别强调了边塞生活。他也写了不少边塞诗，只是未能真正表现出激烈、雄壮、开阔的意境。显得力不从心。但从边塞诗的发展，尤其是从边塞诗的审美追求过程来说，应该提到一笔。
为了张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萧纲还命徐陵编了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专收自汉迄梁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中心部分是当代的宫体诗。它与《文选》似有对立的意识，如《文选》崇雅而《玉台》趋俗，《文选》不重民歌而《玉台》收录尤多。所以有许多《文选》未收的优秀作品赖此得以留存，其中包括古代最杰出的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
《玉台新咏》的编排，按五言诗、七言诗（包括杂言）、五言短诗（即后世的五绝）分列。这也表明：七言诗与五言短诗在梁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足以区别于传统的五言古诗而各自独成一体了。
萧绎（５０８—５５４）即梁元帝，字世诚，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镇守江陵。平侯景之乱后即位称帝，西魏军攻破江陵时被杀。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风格，均与萧纲相近。七言乐府《燕歌行》音节流荡，在梁代同类诗中较有代表性：
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如何此时别夫婿，金羁翠眊往交河。还闻入汉去燕营，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晓，遥遥夜夜听寒更。自从异县同心别，偏恨同时成异节。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并海连天合不开，那堪春日上春台！乍见远舟如落叶，复看遥舸似行杯。沙汀夜鹤啸羁雌，妾心无趣坐伤离。翻嗟汉使音尘断，空伤贱妾燕南垂。
这也是一首宫体风格的诗作。全篇分为五小节，除开头一节六句外，其余均四句一转韵，转韵时第一句押韵脚，整齐中见变化，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后世长篇歌行四句一转韵的格式，即由梁代这一类诗作而来。此外，萧绎的《荡妇秋思赋》（“荡妇”指游子之妇），也可以代表所谓“宫体赋”的风格。语言浅显，色彩艳丽，描写细致，音节流畅，情意婉转。开头部分，“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中间“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思出塞之歌。”能以浅语写深情，情景的衬托也是成功的。
二、沈约、范云、任昉
沈约、范云、任昉，原都是“竟陵八友”中的人物，由齐入梁。沈约和任昉，当时又有“沈诗任笔”的并称。尤其沈约，是齐代和梁代前期文坛的领袖，对齐梁文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家世仕宦。父沈璞于刘宋元嘉年间被诛，约潜逃得免，后乃遇赦。他自幼流寓，孤贫无助，而笃志好学，博通群籍。仕宋、齐、梁三代。萧衍篡齐时，他参与决策大计，为佐命之臣，建梁后封侯，官至尚书令。沈约学兼文史，著述丰富。除诗文辞赋外，主要尚有《宋书》、《四声谱》等。
在齐梁文学中，沈约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他是齐永明时代“竟陵八友”的首要人物，是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和“新体诗”的主要实践者之一。第二，他很早就提出诗歌语言应当浅易易懂，注意雅俗结合。颜之推《颜氏家训》引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第三，他的诗歌中有很多模仿民歌的作品。钟嵘《诗品》说他“宪章鲍明远《鲍照》”，“长于清怨”，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在这些作品中，有十几首七言诗，又有好多首艳情之作（如《六忆》、《夜夜曲》等），直接影响了宫体诗风的形成。萧纲也把他和谢朓视为楷模。第四，梁代诗、赋的相互渗透，也与沈约有关。他的《愍衰草赋》、《天渊水鸟应诏赋》，都大量使用诗句，显示新变。沈约既是文坛的前辈，政治地位又高，所以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特别喜欢奖拔人才。刘勰写成《文心雕龙》，特地献给沈约，受到赏识，因而见称于时。
不过，作为诗人，沈约并不算很杰出。胡应麟《诗薮》说他“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意思说，沈诗富于学识素养，但感人的东西却不多。总体而论，这批评是中肯的。但并不能说他没有好作品。沈约是梁代留存诗篇最多的作者之一，加以精选，光彩自见。如《伤谢朓》、《别范安成》均是真情流露之作。后者如下：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范安成即范岫，齐代为安成内史。此诗前四句言年少时视离别为寻常事，及至衰暮，来日无多，则恐一别之后，再见为难。后四句情意深长，令人感动。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也曾化用本篇中的句子。
此外，沈约几篇写景诗，语言清秀明丽，声韵和谐，意境也很美。如《早发定山》、《石塘濑听猿》等一向受到较高的评价。前一首如下：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
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海流漫漫，出浦水溅溅。
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范云（４５１—５０３）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的经历与沈约相仿。仕宋、齐、梁三代，佐萧衍立国，官至尚书右仆射，封侯。也以诗见称。钟嵘《诗品》说：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形象地指出了他的诗歌特色。
巫山高不极，白日隐光辉。霭霭朝云去，溟溟暮雨归。
岩悬兽无迹，林暗鸟惊飞。枕席竟谁荐，相望空依依。（《巫山高》）
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沧流未可源，高飘去何已。（《之零陵郡次新亭》）《巫山高》是乐府旧题，咏巫山神女的故事。这里运用了声律手段，取得了音节和谐、字面明洁的效果。后一首代表了范诗的一种显著特点：用语浅而不俗，词汇巧妙地重复出现，使得音节、意象衔接回环，婉转优美，此所谓“流风回雪”之妙。末二句意境开远而潇洒。
任昉以“笔”见称。据他说晚年对“沈诗任笔”的说法不服气，也曾转而致力于诗，但终于无所成就。在南朝的文学概念中，“笔”与“文”相对，指的是实用性的文章。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文”的重视。不过，“任笔”也是讲究修辞的，所以《文选》中收录他的章表书启等各体文章特别多。其基本特点是整饬严谨，多用典故，渊雅而有理致。唯有《奏弹刘整》一文只是质朴平实地叙事，较为特别。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的文学性毕竟不强。
三、江淹、刘峻
江淹、刘峻都是出身低微的作者。他们的创作，往往同自己的坎坷经历有关。
江淹（４４４—５０５）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父亲做过县令。淹少孤而家贫，爱好文学，有才名。自宋代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很不得志。至萧道成（齐高祖）执政而后建立齐朝，他受到赏识，逐渐显达。后又依附萧衍，在梁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史传称其晚年才思减退，当由富贵尊荣之后，创作缺乏激情所致。现存诗文，基本上也都是在宋、齐时所作。有《江文通集》。
江淹的诗以善于模拟著称。其文集中标明模仿前人的，就有《效阮公诗十五首》、《学魏文帝》、《杂体三十首》等。《杂体三十首》的用意，据诗前自序，是反对某些诗人固守一格的态度，试图通过学习汉魏以来众多名家的风格，追踪五言诗的源流，达到广采博取的目的。其中大多数，从内容、篇制、用辞等多方面看，也确实能够酷肖前人唇吻。尤其是拟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阮籍的几篇几乎可以乱真。由此可见作者在体会、钻研前人的作品上花费了很大精力。
但模拟终究不能代替创造。并且，由于性格、经历、趣味的限制，一个作家要兼擅各种不同的风格毕竟是困难的。江淹的模拟诗虽然也有学得苍凉厚重的，然非其本色。他写自己生活的作品，无论写景、抒情，都少有深刻、雄壮的笔力，而喜欢参用楚辞、古诗中的语汇，写种种迷惘的、不很确定的伤感，以清丽幽怨见长。刘熙载《艺概》说：“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体会较为准确。
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枫。水夕潮波黑，日暮精气红。
路长寒光尽，鸟鸣秋草穷。瑶水虽未合，珠霜窃过中。
坐识物序晏，卧视岁阴空。一伤千里极，独望淮海风。
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赤亭渚》）
此诗写客游中岁暮的悲哀，但不只是简单的思乡之情，还渗透着人生无所着落，不知何往的迷惘。这诗在江淹作品中，已经算意境阔大的了。
江淹又是南朝著名的赋家，他的文学声誉，主要还是得之《恨赋》和《别赋》这两篇名作。二赋的写作，与江淹早年的遭遇有极大关系。但他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抒写自己具体生活经历中的感情，而是从自身的体验推衍开来，将憾恨与别离视为人类的普遍遭遇，再通过一一举例或分门别类的方法具体描摹，充满了悲伤的情调，容易触发读者的同感。尤其是作者善于用精丽的语言、移情的笔法，描绘出各种特定场合中的环境气氛，衬托各类人物的憾恨之情、离别之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其中《别赋》尤为出色。因为“恨”的内容太广泛，无法在一篇短赋中写得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别”实际只是“恨”的一种，较容易把握。文中先从行者与居者两面总述别离之悲，然后分写各类人物、各种情形的别离，以见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普遍性，并达到反复渲染的目的。写侠士以死报恩、与家人诀别的景象是：“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有慷慨悲壮之气。写游宦者之妇的四季相思是：“春宫閟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长！”有缠绵不尽之哀。写情人之别，则于忧伤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恨赋》、《别赋》，既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的伤感，客观上也反映了南朝社会的时代的伤感，同时，作者又是把这种伤感作为一种艺术的美来追求的。这也是南朝文学的普遍现象之一。
刘峻（４６１—５２１）字孝标，平原（今属山东）人。幼时与母亲同为北魏兵掳掠为奴，母子一度出家为尼、僧。南归后入仕，沉沦下僚。梁初典校秘书。因任性露才，为武帝所嫌恶，终于一生坎坷。刘峻在北方时即刻苦求学，南归后更博览群书，人称“书淫”。注《世说新语》，引书数百种，保存了大量古代资料，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