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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文学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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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
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唯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金圣叹评本《水浒传》五十五回总批)
他的意思是说:作者在写作时,必须“亲动心”而为作品中的人物,与之融为一体,具有同样的想法,经验同样的感情,所谓“既已动心,则均矣”。当然,杰出的作家在创作时除了体验人物的感情以外,恐怕还渗透了作家自己对人物的爱憎,因此,其感情实较作品中人物远为丰富而强烈。
总之,即使是虚构性的作品,感情也是很重要的。其优秀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也是基于读者与作者在感情上的共鸣。这与写作者亲身经历的作品并无二致。对于读者,文学作品首先(第一步)要打动他的感情;就作者来说,创作也必须具有激情。既然如此,我们如果要给文学下定义,似乎不应该忽略了这一点,而应把其打动读者感情的作用包括在定义之内。
由此,我们就可以给文学的成就确定一个与其定义相应的标准,那就是作品感动读者的程度。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的感动的,其成就也就越高。而且,越是这样的作品,越能使读者在感动之余受到某些启发,领悟到某种哲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人生态度;但这一切都是以读者受到强烈感动为前提的。如果根本不能感动读者,这一切也就根本无从发生。


不过,对于读者的感动,也还应该区别对待。
先引一段鲁迅的文章: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的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
鲁迅当时看的是绍剧。这出戏源于明末清初剧作家李玉所编的传奇《一捧雪》。在《一捧雪》中,这位忠仆的姓名为莫成。写作“斩木诚”,恐是鲁迅的记忆之误。这是一出宣扬奴隶道德的戏。在上引的文字之后,鲁迅接着写道:“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得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很清楚地指明了其主旨所在。
今天的青年如果看到这样的戏,大概未必会再受感动,但鲁迅所说的那个时候——清代末年,它却“真打动了看客的心”。这种差别的造成,不仅仅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因为,比这戏的时代早得多的文学作品而至今仍能感动读者的,为数仍然不少。例如《离骚》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样的句子,今天仍能打动若干青年的心——当然是指读得懂它的青年。
那么,为什么有些很古老的作品仍能感动我们,而有些作品尽管在一段时期内也能获得许多读者的真心喜爱,过了几百年甚或几十年就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呢?我想,这应从人类发展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去考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这也就意味着“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是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后者如与前者没有差别,就不能说它“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联系,就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后者就不是前者“历史地发生了变化”而形成。换言之,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与“人的一般本性”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甚至相反的一面。
关于“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差别,我想,不妨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性和异化的一段话视作具体的例子:
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页)
由此可见,在这些人身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人性——人的一般本性。尽管在这里说到“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显然是就资本家而言的,但其失去部分人性的关键在于“自我克制”,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同样必须做到的。他的工资和社会地位绝不容许他不克制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从而在他身上同样被剥夺了部分人性。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也就存在着与“人的一般本性”相异、相反的一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上引那一段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却是马克思一直保持着的观点,它也贯穿在《资本论》的有关分析中。在《资本论》里,他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将使人们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也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第23卷,第649页)。
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所谓的“人类本性”或者“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自己——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克制”则正是与这要求相违背的,所以它也就起了剥夺“人性”的作用。
不过,这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迄今尚未出现。因为这样的社会形式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共产主义社会作过这样的设想: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页)
这确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我们今天就实行起来,就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倒退甚至毁灭。所以,迄今为止,人仍然只得“自我克制”,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在它以前的任何社会也都如此,只不过“自我克制”的内容、方式、程度在不同的社会有所不同而已。
所以,人类为了获得“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的人类本性”的社会,也即为了人类本性不受压抑,却不得不在无数个世纪里“自我克制”,压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人类本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悲壮地、一步一个血印地向前行进。
总之,在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全都有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人类本性”——的内容,也都有根据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不符合“人类本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的内容。
就文学作品来说,它要在自己那个时期里感动读者,必须与当时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相适应,这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然而,如果它仅仅是或主要是与其中的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却不符合“人类本性”的内容相适应,那么,在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它的魅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甚或全部消失;如果它较多地与其中符合“人类本性”的内容相适应,那么,在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它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动后世读者的心。
“斩木诚”所宣扬的纯是奴隶道德,它要求一个人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作为另一个人的附属品。这对于封建制度所需要的人身依附关系当然是有利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奴隶道德也就被当时人——从上层社会到一般的农民——视为天经地义,从而渗入了当时“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然而它却是与要求“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人类本性相反的,所以,在封建制度灭亡以后,它也就必然为人们所厌弃。而《离骚》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其所孕含的对自我的坚持和执着,却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要求相通,是以现在仍能感动不少读者。
因此,对一部作品的艺术成就进行历史考察时,不能只看它在一时一地的感动读者的程度,而要把眼光放得更为远大。如同本文上节所说的:“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感动的,其成就也越高。”因为越是这样的作品,其体现人类本性的成分也就越多、越浓烈,从而也才能够与后代的人们、与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这样的作品,构成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坐标。
就这意义上说,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


现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人性——人类本性稍作探讨,以进一步论证其与文学的关系。
从上引马克思把“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作为对人性的剥夺的论述中,可知他是把要求满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作为人类本性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举例,他对这些需要作了若干说明,包括吃、喝、爱、学习(买书)、运动(击剑)、文娱活动、艺术创造、思考、研究理论等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并认为“应当……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167页)。
那么,享乐和显露生命力应该也是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的组成部分。在该书中,马、恩还说:“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同上,第169页)而在这些段落中,包含了霍尔巴赫的如下观点:“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同上,第170页)。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也包括了情欲等等。同时,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既然“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可以“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那么,要求自由和反对束缚也应纳入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之内。
在谈到人类本性时,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了人对自我的重视。在为了说明“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而引证爱尔维修等人的论述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爱尔维修的“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霍尔巴赫的“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末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都消灭了”;边沁的“……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神圣家族》,第169—170页)马克思之所以把“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视为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形式,显然与爱尔维修等人所说的这种人性的特点有关;因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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