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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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少有的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战斗，也是一场真正惨败的战斗，作为当时清朝疆域内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塞，几小时内就全部土崩瓦解陷入敌手。置身与厦门仅一水之通、英军旦夕可达的漳州，民众一日数惊，在真切感受、深刻认识到英军凶猛强大的同时，徐继畬也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战斗准备。
随着《中英条约》的签订，西方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五口通商之地。徐继畬受命专办厦门、福州两口通商事务，在战争的强烈刺激下，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了解洋人。在厦门，他认识了许多美英传教士与外交官如雅裨理、李太郭、阿礼国等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为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徐继畬不懂英语，也没有经过西方的科学训练，除搜集书籍、报刊等文字图画资料外，他的另一个法子，就是与外国人对谈交流，通过不耻下问的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世界大势。雅裨理认为徐继畬“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里，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够的基本情况”。
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与数易其稿，徐继畬才完成了《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初版五十卷，四年后又增补为六十卷相比，《瀛环志略》只有十卷，显得十分单薄。当然，它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纸张的厚薄，更在内容的区别：《海国图志》以编辑整理现成资料为主，是一部探究域外知识的集大成之作，《瀛环志略》除采用书本资料外，还有博采的第一手资料、口头传说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综合撰述而成；《海国图志》中的“海国”二字，其实是新形势下的四夷，以中国为天朝、为天下的概念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与变化，而《瀛环志略》是一部体例严谨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乃世界之意，说明作者已走出“天下观”的束缚，向世界意识转化，视中国为万国之一；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海国图志》仍视西洋各国为“夷”，《瀛环志略》除了引语及个别地方，一般不用“夷”字，与各国平等相待，如称英国为英吉利，英领事为英官，而当时无一例外地分别称之为英夷与英酋；《海国图志》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瀛环志略》的侧重点，已跳出“技”的约束，着眼于中西制度的差异……一句话，徐继畬的突出与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通过《瀛环志略》一书，使得国人第一次睁大眼睛，通过认识世界而认识中国，从而客观地了解自己，是最早感受西方对中华大地的冲击，意识到古老中国将面临“古今一大变局”的清醒者。
然而，正如伽利略不得不违心地屈服，宣称自己错了一样，徐继畬为使《瀛寰志略》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书一出版，即遭剿杀的厄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尖塔耸立，高约五百五十五英尺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纪念塔，塔壁镶嵌着一百九十方取自世界各地，全为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铸文石刻。其中镶嵌在第十级墙壁上的一方石碑为汉字，内容便出自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对民主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赞美与向往溢于言表，尽管只是当时极少数优秀代表人物的认识，但足以展示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初的超迈情怀及所能达到的高度。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6月29日的北京大学演讲中专门提及此碑此文，认为它是“一百五十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睁眼认识世界仅局限于国内，通过搜集资料与进入中国的外人了解世界，那么第一位真正走出国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中国士大夫，便是长期遭人唾骂与误解的郭嵩焘。
作为中国第一位远赴欧洲的驻外使节，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便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较系统地接触过西方事物。由对“日心说”的颇为怀疑过渡为豁然开朗，由对西方新奇之物的道听途说到前往上海洋泾浜亲眼目睹洋行洋楼、风雨表、双眼千里镜、火轮船等西方器物，对印刷机、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赞不绝口。
刚开始，郭嵩焘也只是相信、佩服西方的器物与技艺，认为只要稍加引进，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一蹴而就之效。而国人半点也不肯开化的顽固守旧及洋务事业受到的阻挠与挫折，才使他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教习俗、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他发现西方也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非仅在器物、技艺方面优于中华。当然，他的这种超出同辈的认识在国内还较为模糊，当他出使英法观察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法律文化等亲身了解、细加研究、认真考求之后，这才变得清晰与明确。他看到了西方新闻报纸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亲赴英国下议院旁听议员对政府的责难，通过英国的两党制体会到西方政体的开明，对西方的议院制更是感受强烈，认为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的繁荣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议院制的缘故。经过一番比较，郭嵩焘深刻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政体：中国崇君，强调德治，皇帝总揽大权，机构的运转依赖有限的官僚体系；西方重民，推重法治，凡事以民为本，庶民可以参政议政……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要远远优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尤为可贵的是，郭嵩焘还深层次地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命题，将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内在素质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与实现的一项重要探索内容。
郭嵩焘的见解不仅超越常人，即使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等第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也走得更远，算得上一只名符其实的“早叫的公鸡”。比如开埠通商，于清廷而言，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林则徐虽了解西方世界，但并未明确肯定西方文明，没有彻底摆脱华夷之辨、以华变夷的传统观念羁绊，对开埠通商持保留态度，并在福州神光寺事件中意志用事，给人以排外之嫌。徐继畬虽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其目的与林则徐一致，将英人驱除出城。只有到了郭嵩焘，认识才有实质性的转变，他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褊狭之见，一再批评各地利用民众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的反入城斗争，强调必须坚决劝导制止。他大胆提出与外人开埠通商的主张，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一道奏折中指出，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要招徕商贾，多开放一个口岸只会对国家有利，这样就可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民间经商，呼吁撤销禁海令，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一句话，他希望清廷全面引进、效法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求富国强民之效。这些超前认识哪怕在今天，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一个暮气沉沉、风雨如磐的末世社会，可以想见的是，这种空谷足音不仅无法得到统治者的回响，即使在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中间，也难以引起共鸣。
有人做过统计，从林则徐1841年编译《四洲志》开始，至1861年为止，二十年间共编撰有关世界地理著作二十二部。尽管观察与描述还比较肤浅，展示的世界也不甚清晰，但毕竟象征着中国人凿开了塞听闭目的混沌状态，传统的天下观开始有所突破，正逐步走向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然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却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向西方学习并未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思潮。朝廷没有反应，普通民众也无知觉。中国传统行政以县治为独立单位，县下并无今日的乡村政权，县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衙役皂吏以供驱使。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治理与启动全靠当地士绅的自觉承担与调节。也就是说，士绅阶层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下对引进新观念，吸收新知识，改造旧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鸦片战争的教训，学习西方的号召并未在全国广大士绅阶层中形成紧迫的回响，他们在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关头，严重地失语、失职乃至失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然麻木了他们的神经，封闭了他们走向世界的心灵，窒息了他们正确认知世界的能力。
当郭嵩焘抱着“通察洋情”的目的，不惜拼却身家名声，以年近六旬之病躯，勇敢地担当首任驻外公使之职，踏上七万里远程之时，朝廷内外竟然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卑躬屈膝，“以夏委夷”，乾坤倒悬，丧失“国威”。他的家乡湖南士人更是猛烈抨击，参加乡试的考生集会玉泉山对他进行声讨，一把大火烧了与他相交友善的西枝和尚主持的上林寺。同乡兼好友王辏г烁俏鞠⒍笸螅怠昂先酥脸苡胛椤薄Ａ趵ひ恢饰仕骸昂蚊婺恳怨楹希扛我远蕴煜潞笫溃俊备屑蚁缡咳俗髁シ淼溃骸俺龊跗淅啵魏跗漭停蝗萦谝⑺粗溃晃茨苁氯耍赡苁鹿恚伪厝ジ改钢睢！敝挥欣詈枵乱蝗死斫獠⒓右钥隙ǎ骸捌咄蚶镏校粕锌犊！弊魑咴谑贝傲械木⒎肿印咳恕⒋蟪嫉娜鲜督鲋蝗绱耍芈郾换实邸⒊寄课坝廾瘛钡钠胀ò傩眨看忱肥右跋碌耐饨唬褪瞧渌业氖拐咔袄粗泄保虼耍闹洌凑鞣赐褪敲挥衅降冉煌挥惺澜缥拿魈逑抵械摹巴饨弧薄Ｆ涫担宄龆ㄅ沙鍪菇冢膊⒎浅鲇谧栽福俏鞣窖沽τ胗盏嫉慕峁Ｔ谙蚺分夼汕驳谝慌饨还偈保谖抟蝗擞φ鳎逋⒉坏貌黄盖朊拦诵萃饨还僮魑泄厥骨巴�
置身封闭的国内，囿于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士大夫的偏激与愤慨尚能理解，而走出国门亲眼目睹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之后，仍然顽冥不化，就匪夷所思了。刘锡鸿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个例。作为与郭嵩焘一同出使英法的副使，近两年的欧洲生活经历，非但没有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化，反而更加坚定了原来的国粹立场。出使期间，刘锡鸿每十天一次，就要将自己的日记寄回总署，汇报郭嵩焘的一举一动。有人说刘锡鸿专门打“小报告”是受人指使，是清廷顽固派有意安插在郭嵩焘身边的暗探与“定时炸弹”。这不过是一种臆测而已，并无足够的证据予以说明。刘锡鸿原为郭嵩焘任粤抚时的部下，且郭嵩焘曾有恩于他，赴英使馆谋职，完全出于刘锡鸿的个人自荐。刘锡鸿这样做，其实也是出于本心，他代表了中国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一种被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元素严重扭曲后的本能反应与自卫。譬如他亲身感受到西方交通的便利之后，竟在清廷围绕建造铁路的利弊之争中呈交一份奏疏，列举二十三条理由，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铁路。
面对与华夏文明完全不同的新奇社会，郭嵩焘产生的是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如不学习就会被世界遗弃；刘锡鸿虽然也认为眼前所见优于华夏，但得出的结论则与郭嵩焘截然不同，认为是西方采纳了孔孟之道中“仁”与“义”的缘故，从而更加证实儒家传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之道。下面，我们将从他的《英轺私记》中引述一段相关文字，不仅可以反映他的认识与心态，也是所有顽固守旧士大夫的一面心灵之镜——当波斯藩王问及“中国何以不制火轮车”之时，刘锡鸿写道：
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驶数万里。那位波斯人正在迷惑不解时，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