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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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有为的设计，大同社会是一个拥有最高福祉与终极完善的精彩社会，从辩证哲学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在人间实现，只存在于康有为的想象之中，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意味。这一乌托邦既受到基督教中的理想天堂以及佛教中脱离了苦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响，又是传统儒家思想地地道道的体现。他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政治组织化的世界性国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生命本质与世界本身的否定，只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是尘世幸福的扩展，是道德完美的体现，是天人合一的追求，属于儒家型的乌托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大同书》视为康有为“文化身份的认同”，正如他经常暗示的那样——大同学说标志着孔子最高理想的复兴。
面对西方文明强势话语的霸道与挑战，作出积极回应的中国仁人志士可谓多矣，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以整个世界的命运为旨归，高屋建瓴地进行阐述，康有为即使不是唯一，至少也是国人中第一个进行这种思考与探索，并撰成论著的先行者。《大同书》的出版，对国人而言，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建设意义，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受到日本、美国、苏联、德国等国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美国学者汤普森，更是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东西方古今所有著作中最为杰出的一部。
无论是立功，还是立言、立德，康有为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以事功而论，他一辈子最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事业归于失败，君主立宪变成梦想，复兴孔教破产。就立言来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缺少学术价值，主观臆断的色彩相当浓厚，不少证据、资料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缺乏严密的学理基础，经不起考究与推敲，刚出版就遭到学术界的非难与批驳，两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现实政治意义；而《大同书》就其整个体系而言，带着明显的空想性质，大同社会只是一种思想的演绎，一种理论的呈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在人类实现的乌托邦。从立德而言，康有为想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圣人，结果文过饰非，制假售假，适得其反，常为人所诟病，史学家大多不相信康有为自己的陈述，认为他有“倒填年月的毛病”。此外，他的一些言行常常自相矛盾，授人以柄：他提倡众生平等，晚年却使用奴婢数十人；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却五次纳妾，六做新郎；他口称戒杀，却每天吃肉；他喜欢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皆以中国为要；他歌颂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立宪；他宣传世界大同，却事事以中国为核心；他学习信奉西方的自然科学，比如在桂林讲学时突遇雷电风雨，便临时改变教学内容，从声学、光学、电学的原理原则，为学生现场讲解宇宙自然现象，破除雷公电母之类的迷信思想，但又非常迷信天命、风水、扶乩、占卜之类的“国粹”，以为人的一生皆由上苍安排造作，比如对戊戌之变的死里逃生，就曾言道：“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而竟不死，岂非天哉！”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虽然总在失败的打击中挣扎浮沉，且有过两次小丑之举，但他并非近代历史的悲剧性人物。梁启超曾评价康有为道：“若夫他人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又说：“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中国不患无将来百千万亿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而不可无前此一自信家、冒险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其实，康有为更多的，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促成了晚清政治的改革，抒发了世界的大同理想，激发了人类的高贵情愫，描绘了传统乌托邦的美妙图景。他既有维新变法的实践，也有传统保守的顽固；既有西方民主的启蒙，又有封建专制的愚昧；既有圣人的气势，又有庸人的流俗；既有天理的纯粹，也有人欲的泛滥……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守旧的政治家、空想的哲学家、独特的思想家、成功的教育家，一句话，康有为集成败毁誉于一身，是一位悲剧与喜剧兼而有之的正剧人物。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提及梁启超，时人总是“康梁”并称。
康有为排列在前，并非他的光芒，遮住了梁启超的丰采，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师生排序。“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显然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如若比较，自然是康有为光灼于先，梁启超闪烁其后。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的一大关键性转折。
那是光绪十六年八月（1890年9月）的事情。
与梁启超一同在学海堂求学的陈千秋得知康有为敢于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南归后携眷迁到了广州布政司前惠爱街的云衢书屋，禁不住慕名前往谒见，立时为康有为的渊博学识与新颖思想所倾倒，毅然退出当时名列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改投康有为门下继续学业。不久，陈千秋又热情洋溢地向同窗挚友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维新变法、救国救民等主张，梁启超一听，也被这些未所未闻的崭新思想所吸引。在陈千秋的鼓动下，梁启超决定前往云衢书屋，拜会一下康有为。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只有十七岁，但他少年得志，十一岁成为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天资过人、聪明绝顶的他，看起来似乎是一位比昔日神童康有为还要神童的人物。于时流推重的训诂辞章学又颇有研习，自以为装了满肚子学问，有意无意间，免不了流露出几分沾沾自喜的味道。就年龄而言，康有为比梁启超大十五岁，但其“职称”却要低他一个档次，只是一个相当于秀才资格的监生。就这监生的名分，也不是康有为自己考来，是受祖父因公殉职的荫庇而获得，称荫监生。按照一千多年的科举习惯，梁启超应是康有为的“前辈”。可想而知，身为举人、自命不凡的梁启超前去拜访一名“准秀才”，多多少少肯定会有那么一种枉驾屈尊、不以为然的派头。然而，两人初一见面，稍加交谈，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顿感“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只觉昔日所习，全是一些无用的旧学，一块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
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当天晚上，竟然通宵未眠。过去不知花费多少精力与心血才“颇有所知”的训诂、辞章之学，根本不是什么学问，转瞬间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堆废而无用的垃圾。凭借与支撑轰然倒塌，自得与自喜荡然无存，一时间，他心头迷惘不已，茫茫然无所归依，又如何能够安然入睡？第二天，梁启超又再次谒见康有为，虚心请教“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于是，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像陈千秋那样自动退出学海堂，“遂执业为弟子”，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
康有为开设的讲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于梁启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他认为自从“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先是陈千秋，然后是梁启超，此后又有翁同龢、光绪帝，以及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朝廷大臣，在康有为的感召下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与生力军。可见康有为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强大的磁铁般的吸附力。当然，即使神灵也非万能，康有为也常被那些无法进入其磁场的顽固守旧人士视为“癫狂”，称作“疯子”，骂为“叛逆”，时时受阻，事事受挫。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的人生，不外乎循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旧学的迷宫中兜圈子，经由科举之途捞个一官半职，成为封建官僚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康有为如一道炫目的闪电出现在他的眼前，于闪电所照耀、指示的学问之真谛，梁启超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放弃。这既是一种偶然与幸运，也是一种必然与宿命。他不得不听凭心灵的召唤紧急转向，让那神奇的酵母在他的身上不断发酵，催化出矫健生命所必需的丰富养料。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一学就是四年，度过了一段相当重要、富有意义的青春时光：他每天记下康有为的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有赖于此；康有为创作《公理书》、《大同学》等著述，常与陈千秋辨析入微地商榷不已，梁启超在一旁默默“听受”，获益非浅；此后，康有为撰述《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帮助校勘；又著《孔子改制考》，他则从事大量的“分纂”工作……
1895年2月，梁启超虽然结束了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康有为思想上的服膺者与政治上的追随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与有力助手，梁启超帮忙做了许多事情，分担了大量工作。比如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于一天两夜匆匆草就的长达一万八千多言的《上清帝第二书》，便主要由梁启超誊抄，然后又帮着联络、组织在京举人签名；他积极参与创办强学会、南学会，先后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报主笔，用那支生花妙笔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维新变法思想，对洋务派的专注练兵与购置机械等不知本源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1897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和骨干力量，蔡锷、唐才常、林圭等出色人才，全出自时务学堂，十多年后他曾自豪而伤感地回忆道：“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百日维新期间，他以六品衔专办译书局事务，虽未担任重要职务，但许多重要的变法奏折大多出自他之手，被康有为倚为左右臂膀……
自“公车上书”起，梁启超的天才与勤奋、踏实与能干、宣传与主张不仅赢得了康有为的赏识与器重，也开始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特别是《时务报》上连载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更使他声誉雀起，“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作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集，《变法通议》不仅达到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之功效，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此后光绪皇帝颁布的一百多道变法条令，便时时闪现着《变法通议》的“影子”。
尽管成名作《变法通议》给梁启超带来了极大影响，声誉直逼乃师，渐被人们称为“康梁一体”，但他宣传与论述、阐释与发挥的，不过是康有为的政见与思想，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几乎完全笼罩在康有为的光芒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年仅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仓皇出逃，侥幸得脱，抵达日本东京后，为安全与方便起见，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不久，康有为经香港辗转而至，经过一番戏剧般的逃亡历程，师生俩在异国他乡重逢，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康有为告知梁启超，他在广东新会的老家被抄，一乡人奔走逃难，宗亲中一孕妇突遭惊吓竟至堕胎而死，所幸其父、其妻已携全家逃至澳门。师生俩惨遭劫难，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坚定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便将目光与行动放在海外，与世界各地华人联系，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支持。
日本自明治维新三十年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已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蕞尔岛国跻身西方列强行列。梁启超置身其间，目睹并感受着日本的先进与发达，深受刺激，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的意志与信心。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与努力，他终于攻克了日文这道“难关”，开始阅读大量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中文译著偏重于西方兵学与工艺，而日本则“广求智识于寰宇”，政治、哲学、宗教、经济、文化等，几乎无所不译，无所不备。梁启超发现了一个在国内无法想象的西学宝库：“其所译所著之书，不下数千种”，“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他像一个饥饿之人，开始忘乎所以地大嚼大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坏事变成了好事，逃亡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