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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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满清发迹于东北之时，也被明朝视为蛮夷之族。自1644年进关入主中原，他们虽然摧毁了明朝，征服了汉人，却完全继承了明朝政权机构模式，建立起满汉共同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满人从维护自己统治与利益出发，主动融入汉族大家庭之中，奉儒家文化为圭臬，逐步汉化，并以华夏正朔自居。道光之时，满人与汉人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唯一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满族女子仍保持天足，没有像汉族女子那样从小裹脚，成为变态文人欣赏的“三寸金莲”。这也是清朝为什么能比元朝蒙古族更能长期有效地统治、管理中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当然，如果从保持民族的多元性、独特性、原生态这一角度出发，则满人的主动同化是他们在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付出的一个相当沉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满人属异族统治中国这一特殊因素。原本“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部落战士，摇身一变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除沿袭旧制外，一时间不可能有多大作为。又因为满族人口有限，仅及汉人百分之一，迫不得已大量重用汉人，又时时严加防范，牢牢掌控要害部门，维护满清专制极权。加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异质文明——海洋贸易、商业文化的本能排拒，因此，防守与排外，成为满清政权的主要特征。一句话，由满人统治而形成的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颟顸无知、妄自尊大更甚于汉族，乃势所必然。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文化也来了，由海上进入南方口岸，由西部商路传入甘肃陕西，尔后扩展至云南贵州等地，中华帝国依然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了；然而，另一从更西的西方叩关而来的基督教，却以极其另类反叛、桀骜不驯的姿态，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恐慌，构成了一股潜在的威胁，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冲突，最终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在中华这块古老而板结的土地上，带来了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所谓的西学东渐，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如果追根溯源，当从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居肇庆开始传教时算起。这一被称为“学术传教”的首度西学东渐终结于1775年。在近两百年时间内，“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那一时期，学习西学成为上行下效的一种风气。比如康熙帝就喜爱西洋数学、音乐，不少八旗子弟也习外语、演几何，学界领袖徐光启、顾炎武等人则个个饱读西洋之书，于历学、算学特别用心。对此，利玛窦在一封书信中写道：“人们争相拉拢我们，有的刻印我们的作品，有的重印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情的书，有的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对我们的教会、伦理、哲学与数学无不钦佩。至论《世界地图》每年都有出版，或单独印刷，或附在讨论地理的书籍之中。”
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使得“中国热”盛行一时。比如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就对中国物事格外喜爱，他喝中国茶，建中国亭子，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经过近两百年的交融努力，终于在西方的东方学中诞生了“汉学”这门新的研究学问。
那是一个中西会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段被人们遗忘，或者说忽略了的时期。双方的心态是平和的，关系是对等的，交流是积极的，只可惜因为一些偶发的重大事件，导致了此次交流的彻底中断。
就在西学传入中国不久，明末便有一批顽固守旧的士大夫怀着“用夷变夏”的恐惧，掀起了一场排斥天主教与西洋科学的运动，造成明末逮捕、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南京教案”；清康熙初年，围绕天主教与天文历法而展开的中西之争，最终酿成清初的一次最大教难——“康熙历狱”。
透过“教案”、“历狱”表面，潜藏的是中西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文明之间的内在冲突。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圆说、五大洲说及欧洲文明，深深地冲击并动摇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夏夷观念。早在春秋之时，《孟子·滕文公上》就有了严格的夏夷之分与相互关系：“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优越感牢牢地支配着士大夫的观念与准则，因此，当传教士所带来的世界地图彻底颠覆了天圆地方的天下观念，当西洋科技的“外夷小技”诱惑人心，当西洋历法优于传统历法，当天主教“盖欲扫灭中国贤圣教统”之时，可以想见该会受到多么强烈的攻击与排拒。
传教士利玛窦的感受比他人尤为深刻，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两个词加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因此，他在向中国士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不得不有所变通，“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恐怕连利玛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着这一变更后的中国化“世界地图”，而不是真正通用的世界地图。由地理的优越自然形成文化的优越，对此，利玛窦在该书中以一种表面客观，实则无奈的态度写道：“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
清初反西学人士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因汤若望刻印“舆地图宫分十二幅”反驳西方地圆说时写道：“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真如西人所言，那么“四旁与在下之国”就会居于水中，“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哪怕以主观直觉的经验主义思维方法浅薄无知地加以反驳，也不忘讥讽西人一句“不得为人”，因处水中，便不好说他们是野兽了，就说是鱼鳖，而鱼鳖则比野兽更为低级。
1707年2月7日，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在南京公布教皇致在华传教士公函，天主教徒不许祭孔、祭天、供奉祖宗牌位，不许以天或上帝称天主。本来天主教徒的礼仪活动就在孝敬父祖、祭祀孔子、男女有别等方面违背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而遭抨击，早有士大夫提出铲除天主教的建议。而由罗马教廷发难的礼仪之争更是将双方的矛盾推向高潮，达致无法调和的地步。康熙针锋相对，对凡不尊重中国风俗的西方传教士一概驱逐，解送澳门。
以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到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为标志，长达近两百年之久的欧洲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努力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最后终结。
令人扼腕的是，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终结。随着传教士身影的消失，东渐的西学如一闪即逝的星星之火，对中国传统社会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一场不成功的革命与努力带来的结果，往往是腐朽势力的更加反动，更加得势与更加强大。专制的大清帝国，也因此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封闭，更加停滞，更加衰朽。
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甚至有所倒退。
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来到中国。英人此次前来不是传教，而是带着两国互派使节、商定贸易协议的使命。可他们似乎耍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滑头”，没有直接道明目的¨wén rén shū wū¨，而是打着庆贺乾隆皇帝八十三岁“万寿”的幌子。
万邦景仰，万国来朝，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足以装点盛世门面的喜事。于是乎，马嘎尔尼一行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切的接待”。
然而，事情一旦深入，双方的磨擦龃龉立时互现。清廷视英国为化外之地仰慕华夏文明之风不远万里前来朝贡的岛夷与“藩属国”，时时处处，都以臣属身份对待。而英人则希望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大使级关系，互通商贸，互通有无，进行平等交流。特别是在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九叩首的礼节上，更是发生了严重分歧。数年前，荷兰人为得到通商许可，曾跪倒在清皇脚下，被伦敦的报纸当着滑稽而有趣的头版新闻着实报道了一把。英人对中国的这一传统礼仪实在无法理喻，殊不知跪拜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在国人眼里，人神之间、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唯有跪拜这一礼仪才得以体现。当然，很少有人想过在膝盖一屈的臣服、认可乃至崇拜中，人格与尊严也随之软化、消失殆尽。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如今轮到英人领教中国这一传统礼仪的威风与滋味了，而马嘎尔尼奉行的原则是：“尽可能地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但是坚决反对去做任何把英国解释为中国的藩属国的事情。”在他的坚持下，乾隆皇帝破格答应英国使臣行西礼而不跪地的请求。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656年至1795年的一百四十年时间里，荷兰、葡萄牙、俄国等欧洲国家及罗马教皇派遣使节觐见清朝皇帝达十七次之多，唯有英使马嘎尔尼未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虽然“宽大为怀”，但内心的不满与愠怒可想而知，马上降旨令其早日出境。至于英人提出的通商贸易请求，根据天朝的古老传统，藩属国敬献贡品，皇帝予以大量赏赐，原本在朝贡体制之内，根本就不存在其他方式与可能。双方认识不一，理解不同，于是，英人此行的结局，只能是受到“最严密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清廷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一被他们视为外夷藩属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洗礼，在大不列颠国土上，有着铁厂、船厂、酒厂、造纸厂、纺织厂、面粉厂、自来水厂等数以万计的工厂，已是“海上霸主”、“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因此，当马嘎尔尼看到乾隆皇帝“出狩图”中使用的仍是长矛弓箭时，觉得不可思议，主动向清廷将军福康安提出表演欧洲火器。不料福康安将军不以为然地说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蛮夷小邦会有什么了不得的稀罕之物？那些火器操法，哪有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管用？”究其原因，在于“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于是以福安将军为代表的清朝官兵普遍认为弓弩刀矛胜于西洋火器。而马嘎尔尼不远万里献给中国的一份厚礼——一批包括天体仪器、光学仪器、铜炮、榴弹炮、连珠炮、毛瑟枪、望远镜等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与先进技术的贺寿礼物，则被送往圆明园，全部陈放着成了一堆真正的废品，直到近七十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侵占圆明园之时，才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到了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政府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关注在华市场。经过一番准备，1816年，英国政府派遣阿美士德勋爵第二次出使中国。双方仍在三拜九叩的礼仪问题上发生争执，此时的嘉庆皇帝已没有乾隆的包容大度，不由得在传给英使的诏书上写道：“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在经过两百多天的远洋漂泊之后，阿美士德一行于1816年8月行至圆明园，突接此旨，只得无可奈何地带着女王的国书无功而返。
阿美士德对出使中国遭受驱逐的不公正待遇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在拜访因兵败滑铁卢而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时，明确向他表示英国准备动用武力征服中国的强烈愿望。拿破仑闻言，深感不安，觉得这不是文明人所应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