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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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质而言，张之洞是一传统守旧之人。迫于危难的情势，在有限的空间与范围之内，他也确曾不遗余力地施行改革，但其前提是不危及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损毁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思想，正所谓“图自强，御外侮，挽权利，存中学”也。
维新派越走越远的行为主张，不仅与其初衷发生严重分歧，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当初的赞同与合作，极有可能危及自身，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凭他的智慧才能，以及久经官场的老练与敏锐，他发现，当时最为关键的人物——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主张与行动迟迟没有明确表态。面对慈禧太后的沉默，洞悉清廷底蕴，善于揣摩人心，“深知西太后好恶”的张之洞感到事情极为不妙，他似乎听到了阵阵咬牙切齿与磨刀霍霍的可怕声音，看到道道杀机与股股血光直逼而来。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张之洞不得不预作防范，赶紧抽身而退，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慈禧一方。这不仅是张之洞的悲哀，晚清所有大臣，哪怕干臣、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不得不“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听凭慈禧太后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谁也奈何她不得。
1898年5月，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抛出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劝学篇》，一面上呈光绪皇帝，一面在《湘学报》上连载，公开表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分道扬镳的鲜明态度。这既是一项自保之术，也是张之洞出乎本心的一种作为，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然出于谋略机诈、工于心计与首鼠两端。
《劝学篇》一出，立即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高度肯定与重视，“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在清廷的大力推导下，《劝学篇》不胫而走，十日内三易其版，前后印行多达二百余万册，后又译成英文、法文在海外出版，一时间风行海内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风云激荡，社会剧变，人才辈出，但能够真正做到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的，唯有曾国藩与张之洞两人而已。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輏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等书中。仅就思想理论而言，张之洞较之曾国藩，要显得更为独到，更加系统，特别是晚期的《劝学篇》，可视为他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之总结。对于这样一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量级作品，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与介绍。
张之洞贯穿《劝学篇》之始终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这一主张并非张之洞首倡，早期维新人士冯桂芬于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也不是最早的实践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开创大规模学习西方之先声；然而，他却是“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者与力行实践者。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人超乎张之洞之上。因此，后人只要提及“中体西用”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张之洞。
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因此，“中体西用”一方面抨击守旧派抱残守缺，顽冥不化，不知变通；另一方面也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一味求新求奇，不知固守之本。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学习西方，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实有所推进与发展，除技艺、器物层面外，他主张采纳若干“西政”。但他提倡的“西政”，并非西方民主政治，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社会设施。他在《劝学篇·外篇》中对西政、西艺作出明确界定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基于这种划分，张之洞的“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之举措，也仅只停留在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十一条。
哪怕这些经张之洞认可而亟须采用的“西法”，一旦施行开来，他也担心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层面，有损孔孟之道。于是，他在《劝学篇》中再三强调，要“保国、保教、保种”。“保种”，即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值得大力提倡；而所谓的“保国”，则是保大清，稳固满清王满的统治地位，不使之动摇崩溃；“保教”，更是维护儒家孔教的至尊地位，奉“三纲五常”为圣道，“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极力排斥诸子百家，排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张之洞眼里的中学，只有儒家思想，并且局限于董仲舒以降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他理解的西学，仅包括他所理解的西政、西艺及西史（西方国家历史）三个部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皇权的框架与体制内，将儒家学说的一个支流视为中华文明全体，引用西方的物质器械、实用技术，作些修修补补的变革。
严复曾一针见血地批驳“中体西用”论将“体”与“用”割裂开来的荒谬性：“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而康梁新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学。梁启超在痛斥《劝学篇》时认为此书“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一百多年来，表面合理、实则荒谬的“中体西用”说一旦遇到相宜的时机，就会重新“浮出水面”，时至今日，仍有着一定的“市场”。
犹如一个裹着沉重头盔铠甲的羸弱病残之躯，竟误将盔甲视为万能之宝，以为可以抵挡刀箭枪炮的攻击，可以防止各种病菌的侵袭，可以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殊不知，正是这身沉重的头盔与陈旧的铠甲，束缚了病体的痊愈，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以署理山西巡抚为标志，张之洞逐渐抛弃清流派的务虚空谈，过渡为地地道道的洋务派。但是，长达六年之久的清流生涯，已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到关键时刻，其“清派”本色就会显露而出。比如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张之洞不顾敌富我贫、敌强我弱的事实，一意主战，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言”，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引导着相当大一部分官员、百姓的激昂情绪。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现实的日益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这才起了彻底性的转变。
戊戌政变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担心西人干涉，逼她归政于光绪，竟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向西方八大强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此时的张之洞，不禁十分矛盾而痛苦，疲弱的中国与其中的任何一国开战都无获胜希望，更何况要与英、俄、日、德、俄等八国联军同时开战？此举无疑以卵击石。此时的张之洞，再也不敢顺风响应，高喊抗战了。而对有恩于己的慈禧太后，哪怕心有不满，或极不情愿，他也不便，或者说不敢违逆。比如戊戌政变时慈禧废帝立储，张之洞明知不妥，先是沉默以对，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鼓动下，决定联合上疏抗争。可折子发出不久，张之洞就开始后悔了，赶紧派人追回奏章。
就理智而言，此次他应该抗旨不遵，而感情上又难以决断，他担心别人指责他对朝廷不忠，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于己。但李鸿章最早发出的抗疏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鼓舞了他，同时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出此下策，只是出于一时激愤的“妇人之见”，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要作出反悔之举。思虑再三，张之洞一方面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为由按兵不动；一方面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又与刘坤一共同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说服东南督抚参与其中，并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东南互保范围扩大到福建、浙江、山东、四川、河南、陕西、广东等十多个省份，使得清廷东南半壁江山免遭西方列强蹂躏。事后慈禧不仅未加指责，反而认为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能替朝廷着想，会办事，大加表彰，赏张之洞太子少保衔。及至张之洞死后，清廷在上谕中仍念念不忘他在“庚子之变”中的突出表现，说他“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六年“清流”在张之洞身上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李鸿章甚至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也说他“为官数十年，犹不免书生之气”；而自儿时起就已融入他血肉之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生命的底色又无时无刻不在决定、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事与言行举止。清流标榜清高讲求纯粹，见不得污点，容不得阴影，有过于理想主义的倾向。而现实世界总是贫穷与富裕、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污浊与纯洁相互并存。躲在书斋空言，可以将浪漫的情怀、理想的追求、天堂的纯洁，慷慨激昂地发挥到极致，而一旦进入现实社会，一切的一切，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哪怕为了造福于民，也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变通手段，甚至不惜与邪恶为伍，与污浊同流，授人以柄，遭人诟病。
张之洞自任地方大吏之后，便在“清流”与“实用”两端，不断作着矛盾的撕扯与痛苦的煎熬。他曾袒露心迹地说道：“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唯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他见不得官场的污浊，声明“权贵不足畏”，可又不得不效忠慈禧，曲意奉承，哪怕那些瞧不上眼的太监，有时也得巴结巴结；他坚毅勤勉、清正廉洁，同时又具有圆滑老辣、畏葸退缩的一面；他表白自己“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其实他争的东西可多了，比如对待李鸿章，几乎事事都要与他争锋相对，其实，他的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争”；督任两广时，为筹集款项，张之洞竟开“闱姓”之赌，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等，但开赌无疑使得两广赌风愈甚，风气愈加败坏；他在《劝学篇》中将社会变革圈定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当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严峻的现实使他深深认识到，如果再不厉行变法，比维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起，满清将面临皇位不保之危局，于是，张之洞又力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
于是，关于张之洞的定论，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反对洋务的清流派，更多的人则将他定位于后期洋务派领袖，所谓“洋务派殿军”是也；有人说他是顽固守旧之人，也有人说他是改革变法之新人；有人骂他是清政府忠实的“走狗”，更多的则说他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其实，以上所言皆为事实，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位集新与旧、西与中、洋务与清流、改革与保守、开放与顽固等多重矛盾于一身的时代风云人物。他刚刚去世两天，《时报》便有一篇文章写道：“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也。”近年出版的《张之洞幕府》一书，更是相当精辟地概括道：“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
关于张之洞的评说，人们自可从不同角度，怀着不同感情，见仁见智。而他对中国历史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则是谁也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张之洞自1907年离鄂进京，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势头就开始下降了。封建人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存政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然而，张之洞所开创的新政事业已在武汉扎下根来，虽缓慢却执著地从根本上改变这块古老、传统而板结的土地。湖北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