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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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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写《回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

在清华,陈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海ス阒萑俺乱”鄙希乱《运跏欠锤校略凇抖钥蒲г旱拇鸶础沸吹溃骸拔揖霾环炊韵终ǎ谛橙晔本驮谌鹗慷凉蹲时韭邸返脑摹5胰衔荒芟却媛砹兄饕宓募猓傺芯垦酢N乙氲娜耍耐降芏家凶杂伤枷搿⒍懒⒕瘛2皇钦庋床皇俏业难D阋郧暗目捶ㄊ欠窈臀蚁嗤也恢溃衷诓煌耍阋巡皇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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