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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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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初到香港,钱穆担任“新亚书院”的院长,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遭到国民政府的审查刁难,要求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雅趣】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一一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三子一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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