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去读小说网 > 文学电子书 > 细说民国大文人 >

第30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30章

小说: 细说民国大文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件应当做的事。”

1952年,18岁的李敖初次拜访钱穆。钱穆对李敖态度诚恳,循循善诱,慰勉有加;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钱穆还虚心向李敖求教。日后,钱穆和李敖书信来往多年,钱穆曾在信中殷殷规劝:“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脱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钱穆去世后,李敖回忆说:“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李敖初时对钱穆甚是佩服,但此后,因钱对蒋的态度,李敖对钱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李敖却始终记得钱穆对他的殷殷教诲。钱穆去世后,他回忆说:“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于‘现代史’的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钱穆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

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风华】

钱穆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描写钱穆: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当年在历史系读书的何兹全后来回忆道:“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几十年如一日练习太极拳。他的弟子回忆钱穆先生打太极拳时曾说:他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阿飞,在课室门口探头探脑,一派轻薄。钱先生站着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新亚书院,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推崇】

钱穆高中未毕业,但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学界众人均对其推崇备至。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于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

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寅恪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给予肯定。钱穆的《师友杂忆》记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则称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后,顾颉刚于1931年3月18日,给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也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钱穆)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还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礼遇】

蒋介石对钱穆礼遇有加,以至于蒋、钱关系,一直众说纷纭,钱穆为此也不少挨骂。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钱穆曾回忆他与蒋介石的见面:第一次召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一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