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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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来做这种“朝廷不甚爱惜之官”。大家去问秘书长,但此人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只是对下属说,“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被委任为福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时上下班。3个月后,郁调任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当时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上“抄登公报”的印戳,然后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将这些文件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后,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所以郁达夫这个公报室主任根本无须动笔写一个字,是最闲最冷的官。
在福州时,郁达夫只身暂住南台青年会宿舍。青年会有规定,楼上男宿舍谢绝女性进入,且在楼梯边上立一木牌为示。一天,郁刻意取木牌所示戒律为背景拍了一张个人照。照片冲印出来后,他让同事猜拍摄此照之用意,同事百思不得其解,郁达夫诙谐地自揭谜底:“寄回杭州给女人看,好叫她放心。”
福州文人与上层人物均以能与郁达夫结交为荣,而郁达夫也来者不拒。他喜欢写字赠人,有求必应,因而裱褙店经常能见到他的“墨宝”。因求字者甚众,不能即时应付,以致欠“债”无数,宣纸盈橱。福建省政府有总值日官的制度,轮到郁当总值日时,他就让工友买来好酒,磨好墨汁,摊开宣纸,喝下几小盅后便开始边吟诗边泼墨。一夜下来,遍地铺满写好的字幅,桌下平添许多空酒瓶。清晨六点的“升旗”礼结束后,郁达夫便在值日本上签上“无特别事故发生”几个字样,然后回家补觉。
郁达夫曾参加在林则徐故宅举办的一次“诗钟”,参加的人有旧海军总长萨镇冰、前清甲榜出身的陈培锟、久寓苏州的老诗人陈石遗等。题目临场公布:有、无,二唱。郁很快提笔在纸上写道:“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第一个交了卷。此联上联取自杜甫诗,下联则为清龚定庵的诗。谁知却得了“状元”。主持人的评语是:“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一次,郁达夫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西禅寺吃“十八娘”(荔枝的一种)。他边吃边吟诗,吃了许多。归途中,郁达夫腹痛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邻居问:“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他喝下,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胀了。以后他逢人便说:“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是真理。”
郁达夫发现福州的饼很特别,好端端的饼中间凿了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追歼倭寇直至福州,遂发明此饼,用绳子穿起,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便用“光”字为饼命名。郁达夫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留下一首七言绝句:“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军界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结账时,只见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朋友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放在鞋子里呀?”郁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郁达夫常常手头拮据,对几百元的工资不甚满意,有次拿到工资,将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房东老太太看了,直对人说,郁达夫发神经了。
旅闽时,郁达夫曾访弘一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但两三次交谈之后,陈觉得郁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认为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
1942年2月,郁达夫在乘小电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轩住宿。当时,潘受也同在怡和轩内,他还把自己原本备用来逃生的电艇慷慨地借给郁达夫逃生。据说,郁达夫当时带在身边的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内放着白兰地一瓶、牛肉干一包、《诗韵》一部,准备在船上喝酒写诗。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喝酒三坛大醉”之语,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黎锦明回忆,他与郁达夫同船去广州,郁害怕晕船,非到极度疲乏,否则不肯入睡,整日坐在会餐间的桌边,不停喝啤酒,一边给什么人写信,但写一页,撕掉一页,“仿佛一个急躁的人初学写诗一样”。开船第一天,郁喝了7瓶啤酒,船到广州前,他一共喝了15瓶啤酒。
静闻回忆,在杭州时,郁达夫常常写字换酒,他的绍兴酒大都是这么得来的。
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不久,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洗澡。虽然郁达夫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外面冰天雪地,当时王怀着身孕,等郁不归,只能和衣而卧。天刚黎明,王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走进屋内。到了下午,郁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但不久,郁达夫又瞒着王映霞,偷偷出去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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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适夷在普陀山巧遇郁达夫夫妇,他回忆:“达夫的特点是每天都得大喝一场。天气热,喝的是啤酒,他一下子可以灌下六瓶,可把别人吓坏了,即使是喝清水,也没那么大容量的肚子吧。郁达夫说:‘没关系,喝到半场,跑出去小便一次,又可以再喝了。’”
在福建省政府里工作时,郁达夫每天下午才去上班,去时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喝一边办公。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生产他命名为“双清”、“初恋”的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新加坡不征关税),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新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1909年,13岁的郁达夫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
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3000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源》也不买?”郁说:“9岁会作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拎着一个皮箱,一手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血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队没收的被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家中。郁在杭州“风雨茅庐”的藏书和新加坡的藏书都丢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很是高兴,特地让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被日军没收来的极为精致的书柜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对张说:“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求学】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从此,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1907年,富阳县立小学成立后,11岁的郁达夫到该校就读,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敏好学,各科平均成绩均在80分以上,除了他,全校只有四名学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学堂堂长和知县知道后,特准郁达夫等五人连跳两级。这件事,在富阳县轰动一时。
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某天,郁达夫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了店员的白眼,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正是黄仲则的诗,引领他进入旧诗的殿堂。
1912年,郁达夫进入美国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育英书院读书。到该校后,郁很是失望,因为“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9点到10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礼拜天的上午,除得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都要去做半天礼拜”。郁达夫称之为“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
1913年,在日本的郁达夫进入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则进夜校学习3个小时的日语。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到附近的一所神社草地上高声朗读日文;从夜校回来后,学习到深夜,有时读到凌晨5点。他每天只能吃两角钱的午餐和晚餐,步行去上学,以至于皮鞋的前后都开了口。下雪天,他还只穿着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冻得难受,就一路跑着去学校以抵御严寒,幸好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的制服,挨过了一个冬天。
1919年秋,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他精通日、英、德三门外语,文章做得很好,但结果却未被录取。后来打听得知,上次考试录取的许多考生都是花钱买通了考官,郁激愤难平,在某清王府的花园墙壁上题诗一首,署名“江南一布衣”。不久,郁又参加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由于被录取的人早已由政府内定,考试只是走个过场,郁自然又名落孙山。之后,他对从政彻底失望,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回到东京不久,他将考场上用的一个伴随多年的铜制砚台送给了日本友人富长蝶如,以示断绝应试从政的念想。
【教学】
1923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讲师,讲授统计学课程。学生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当时的北大学生冯至回忆:“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注:在郁达夫之前讲授统计学课程,是郁留日时的同学,推荐郁到北大任教)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郁达夫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1925年2月,他离开北大。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
陈翔鹤回忆说,郁达夫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虎虎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在杭州时,郁达夫应之江大学的邀请,到该校讲“文学批评”课程,每周三个小时。每次上课前,他总是认真备课,到处搜寻参考书。一两个月后,他苦笑着对静闻说:“我做这个生意太赔本了!”静闻奇怪地问为什么,他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