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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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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20世纪50年代末,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新中国成立后,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感慨道:“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浑朴】

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对北京极为失望,他发现,当官的管什么就卖什么,管北京市的拆城墙砖卖,管天坛的伐树卖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宫的卖雍和宫里的东西,管故宫的将善本书抵押到银行;财政部、外交部举外债;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个朋友,门房就要伸手要钱。

看门人向来访的客人要好处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沈从文发表文章的《晨报》的看门人也不例外,无论沈去领取多少钱的稿费,都要先给看门人送钱,他才肯进去通报。一次沈领了十几块钱稿费,看门人追着要钱,沈慌忙将支票递给他,就赶紧跑掉了。

对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学生杜运燮颇觉奇怪,因为沈怎么都与湘西的乡下人对不上号,看起来更像个江南才子。后来杜发现,沈总是带着一种具有很强感染力的微笑,见面时微笑,讲话时微笑,甚至有时在提到某种社会不良现象、某人的缺点时,也是带着微笑讲的,虽然有时不无苦涩。这种微笑,到他八十多岁时,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杜觉得,那就是沈所说的“乡下人”才有的微笑,“既表达了乡下人的纯朴、乐观、宽厚、自信、幽默感,同时也透出乡下人的勤奋坚毅精神、认真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乡下人是相对长沙人而言的,他们那里的人笨头笨脑,不懂城里的规矩,穿衣服马马虎虎,不会说话,发生争吵就打架,所以乡下人是不懂规矩、礼貌的意思。

王西彦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觉得这个少年时就有胆量看400颗人头和一长串人耳朵,又写《柏子》、《虎雏》这样小说的人,身上总有一种吃粮人的粗野气,说话声音必定很响亮,一举一动也必定放肆无拘束。但他第一次看到沈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说话不多,举止文雅,戴着眼镜,温和地笑着,看着像个文弱书生的人竟然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在“革大”学习时,周一去上学,周末回家。黄永玉听说,沈在“革大”被派定扭秧歌,过组织生活。周末回家,到周一去时,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

一天学习结束后,沈从文回到宿舍,几个同学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照相机,沈转身就出去了,他觉得这种空谈毫无意义。他发动大家打扫厕所,别人却告诉他:“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坐下来改造就好了。”沈只好自己去干。

当时也在“革大”学习的顾学颉回忆,假日结束后,大家返回学校,有人发现厕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十来个便池焕然一新,几十年来积下的又臭又厚的污垢都没有了。晚上开会,班主任挨个问是谁干的,没有人承认。会后,班上仔细研究,认为是假日没有回家的沈从文干的。有人去问他,他只是笑笑。再问那么厚的污垢怎么去掉的,他说,待在这里没事干,就用刮胡刀的刀片慢慢地一个一个池子刮,刮了一整天。

沈从文和几位作家到井冈山,其他几人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极为气愤,他说:“在这种地方,打扑克。”

50年代初,一个北京来客对田涛说,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田涛忙写信给沈,才知他已经改行研究文物了。以后的几十年里,田涛每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沈从文。沈的两间平房约十几平方米,放着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书架和地下堆满了书。他还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接待客人,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这情形,让田涛想起20世纪30年代西斜街的情景。那时,沈也是这样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声音只能盖过翻纸页的响动。对此,沈从文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呆板板的。”

黄苗子和郁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黄苗子回忆,沈“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像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一篇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一年,黄永玉在森林,将这里的艰难生活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久,黄收到了沈用毛笔写的蝇头行草的长信,信中对黄谈了他的三点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淡然】

巴金曾写过一些批评性的评论文章,沈从文看后,劝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对巴金说:“什么米大的小事如某某某之类的嫌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当成了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巴金很是感谢他,称他为“尊敬的畏友”。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沈有时呆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中央美院有位学者,是沈从文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黄表叔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到黄家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黄永玉:“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黄去告诉沈从文,沈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一次开批斗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批斗结束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后来对黄永玉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对同行的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身体不好,但总是找些力所能及的活来干,比如到湖边拾干苇或在路边捡竹跟引火用,身体稍好些,他就搬个小凳子,去看菜园子,以防牲畜偷吃。他写信给黄永玉说:“……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对黄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沈从文说,下放的时候,他独自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二人在路上相遇,沈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1979年之前的13年,沈从文一直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白天都得开灯。林湄问沈:“沈老,在小暗房的日子里,你想的是什么?”沈头一仰,哈哈大笑,许久才用豁达而谅解的口吻说:“身旁有许多书就足够了。这算什么?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很多书很心痛,后来又在旧书店买回来了。”

“文革”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对此却很淡然,他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将稿费捐献给家乡小学后,为沈作传的凌宇曾劝他道:“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些。”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

【天真】

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私交甚笃,沈一有问题就找林商量。30年代,张兆和回娘家探亲,沈一个人留在北京。一天,他哭着到梁家中找林倾诉。原来,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把自己的感觉、情绪、想法告诉妻子,某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露出对另一位北京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张兆和非常生气。沈对林说,他不觉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与他对张的爱情有什么冲突,而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张兆和呢?

黄永玉回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得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湘西方言,交配)’。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文革”中,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半年后沈从文也响应号召,下放到咸宁。张允和曾回忆月底去看望他的情形:“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我回身想走。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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