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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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号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熊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哪！”陈毅深受震动，后来给上海高校的教师做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自己的近况和思想动态，偶尔也在信中表一下态。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说：“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则在信中写道：“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他的信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说：“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向上级请示，得到同意后，熊十力得到了一只肥母鸭。
1963年，79岁的熊十力开始撰写《存斋随笔》。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期间，陈毅曾来看望，并对在场的熊氏子女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来看望熊时，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亦极为无奈。知此书刊印无望后，熊十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其后果然收到退稿，熊十力只好请封用拙（熊的文书）抄写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到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分别是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回忆道：“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开始后，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将他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的红卫兵追寻到上海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面对众多问题，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又被视为态度顽固，受到批斗。
晚年，熊十力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上街时常遭人围攻，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文革”中，熊十力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仍在不停地写书，写了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患上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经治疗病情好转，但他习惯于清早开窗，又受凉患上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于三月间写文章怀念老师，他深情写道：“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其中，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熊十力的研究是在西学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下，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受其精神感召，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发皇、扩展、深化、扬弃其学说。学界将师徒几人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牟宗三对熊十力的哲学做了批判的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牟宗三、唐君毅对熊十力执礼甚恭。1948年夏，熊十力乘轮途经南京，牟宗三、唐君毅登轮长跪迎接，十分感人。
熊十力之子熊世菩有二子二女，两女分别名为“原”、“儒”。而二子各育有一女，命名为“明心”、“明宗”，这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敬誉】
蔡元培称熊十力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在《新唯识论》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他对张岱年说：“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张东荪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书内主张也许为人们所不赞同，然而其好学深思的结果则不容否认。
有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十力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1954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致贺诗云：“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56年，陈毅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79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熊十力的纪念会上，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地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流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八、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关键词：自恃、新儒、泰然、温良、悲悯、逐求、厌离、佛缘、思虑、教育、直言、廷争、“文革”、立场、逸事、婚姻、息焉、缅怀〕
【自恃】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相互间以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兴方酣时，廖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众人皆赞成。于是廖逐一给大家起名：王毓芬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万里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廖自己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觉得很中肯、很贴切。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但未被录取。他发奋道：“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1924年，泰戈尔访华，梁漱溟向他介绍儒学，对泰氏解释“狂狷”之气：“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
30年代，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他对学生说：“我觉得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蒋介石让朱经农告诉梁漱溟，希望梁到武汉来见自己。朱转告梁后，梁未予理会。晚年，梁漱溟回忆说：“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我不去。”
梁漱溟自我评价：“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一次中国文化书院召集的讲演会上，梁漱溟大声疾呼：“我不是一个书生！”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1941年，香港沦陷，梁漱溟经历九死一生后，辗转到达广西。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
